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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伯崑的易學哲學研究_當代中國哲學史學史

時間:2020-09-16 百科知識

朱伯崑的易學哲學研究_當代中國哲學史學史

就易學哲學來說,朱伯崑撰寫的150多萬字的四卷本皇皇巨著《易學哲學史》,[218]無疑是易學哲學乃至中國哲學史在八九十年代的最重要的成果,也是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成立以來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完全可以和馮友蘭的產生了世界影響的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相媲美。我們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這部著作:(1)開辟了中國哲學研究的新領域;(2)深化了對中國哲學的認識;(3)改變了關于中國哲學的一些習以為常的錯誤見解;(4)它可以進一步引出中國哲學是什么,各民族的哲學有什么特點,應該怎么研究等課題。學術界對這部著作沒有給以足夠的重視。在《易學哲學史》問世后出版的不少中國哲學史通史,仍沒有吸收他的結論。這是一個缺點。的確,消化和吸收朱伯崑的研究成果,并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這是今后中國哲學史研究注定不可避免的一項任務。無視其他學者的重要成果,毋寧說是我們學術界的一個弱點。[219]

眾所周知,中國哲學史是從馮友蘭開始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并產生世界影響的。馮友蘭編著哲學史的方法,是“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220]這樣做一個明顯的后果,是打碎了中國學術的完整性,消解了中國哲學的特點,進而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產生缺陷。比如,馮友蘭研究程頤哲學,就沒有深入論及《程氏易傳》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命題。可是,這個命題不僅對于程頤哲學,而且對于整個中國哲學來說,都是非常根本的。朱伯崑在給馮友蘭做助手時,曾經詢問過馮友蘭為什么未寫《程氏易傳》。馮友蘭回答說易學有一套術語,需要做專門的研究;寫哲學史只能抽取一些概念進行分析。[221]此后朱伯崑萌發了研究易學哲學的想法。從中國哲學史學史上看,《易學哲學史》開拓了中國哲學研究的新領域。馮友蘭之后的中國哲學史,做法無一例外與馮友蘭相同,包括解放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編著的哲學史。這樣編寫中國哲學史最大的問題是概念脫離了歷史的和文化的背景。可以說,這也是“哲學”這一外來“學科”給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所帶來的先天不足,必須靠我們后天的研究來彌補。就是說,必須通過對中國哲學的概念產生的歷史、文化以及學術背景的全面研究,盡量減少運用“哲學”這個概念切割中國哲學史料時拋下的下腳料,恢復中國哲學在它的文化歷史背景中的原生狀態,只有這樣才能接近于中國哲學的原貌。《周易》作為群經之首,歷代圍繞它的詮釋浩若煙海,其中不少是屬于哲學領域的。沒有易學哲學背景的中國哲學史,不僅內涵單薄,甚至可能包含誤解。比如,《易傳》有筮法和哲學兩套術語,如果我們對此沒有一定的辨析,可能我們以為是哲學論述的話,有時不過是周易筮法的演繹。[222]這也涉及一個方法論問題,即經學與中國哲學的關系問題。研究中國哲學脫離不開經學的背景。放在易學哲學的背景下,我們對于許多中國哲學概念的理解,自然會“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關于中國哲學的特點,可以說,從這門學科成立以來,就存在一些人們習以為常的認識,如中國哲學缺乏形上學傳統,形上學不發達,邏輯思維不發達等。金岳霖、馮友蘭都有此論。后來還有一種觀點,是說中國哲學史上的本體論是基于對于倫理問題的解決,是倫理的本體化,中國哲學是倫理型的哲學。這些結論在中外學術界都有很大影響。但是,這些可以說都是沒有研究易學哲學前提下所得出的結論,有極大的片面性。朱伯崑指出,近代與西方接觸之前,中國哲學家是通過對《周易》的解釋提高理論思維水平的。[223]中國哲學史上與解《易》相結合,有一個獨立的、線索分明的形上學系統。他指出:“歷代易學哲學所討論的問題,借中國古代哲學的術語說,既講天道,又講人事,而以探討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為中心。”[224]他非常清晰地描繪了中國哲學的形上學傳統和邏輯思維傳統的形成、發展和特點。他說:“中國哲學中的本體論,從形成到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而且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不盡同于西方哲學中本體論的學說。本體論即存在論(Ontology),總是同形上學(Metaphysics)思維聯系在一起的。中國哲學中的形上學思維開始于先秦老子。……其所謂‘道’,乃無名、無為、無欲的實體,即以形而上解釋本原的東西,以有形、有名解釋形而下即物理世界。但老子所理解的本原,乃‘天地之根’,指世界的原初實體……具有世界生成論或發生論的意義,尚未獲得本體(Substance)的內涵。但其提出了形上學原則,后來影響頗大,經過莊學的闡發,到魏晉時期的王弼,終于將此原則推到本體論的領域,提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的命題。此命題是說,一切有形的個體,從天地到萬物,都以無作為其存在的根據。其所謂‘無’,指無任何規定性的實體。”[225]“宋明道學作為中國古代哲學的一種形態,從周敦頤到朱熹,再到王夫之,就其哲學體系賴以出發的思想資料和理論思維形式,是通過易學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宋明哲學中的五大流派,即理學派、數學派、氣學派、心學派、功利學派,都同易學理論結合在一起。”[226]這是建立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的結論,它廓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片面見解,對于我們深入理解中國哲學,具有極大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講,朱伯崑的《易學哲學史》在中國哲學史學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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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易重象數,魏晉重義理。從漢易到魏晉易學哲學,是中國哲學本體論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易學哲學史》中關于王弼的易學哲學,從“自然無為”、“乾坤用形”、“動息則靜”、“得意在忘象”、“釋大衍義”五個方面進行分析,指出漢代把“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解釋為宇宙生成論;太極或為混一不分的元氣,或為太一,即北極星神,兩儀為天地或陰陽二氣,四象為四時、八卦為萬物。王弼強調“象之所生,生于義”,得意忘象;取消了漢代易學的太極物象說,把掛一不用的“一”作為太極,此“一”不參與揲蓍,所以“無用”;又非四十九中之數,所以“非數”。筮法中的一是“無”,四十九根蓍草是“有”、天地萬物;這樣,“一”與“四十九”的關系就變為無和有的關系。無不具有特定的性質,所以能夠作為萬有存在的根據。這樣就把生成論變成了本體論。王弼在天地之外、事物之上,筮法的四十九數之上,尋找個體事物賴以存在的根據,“以太極為世界本原,進而將太極觀念玄學化,視其為虛無本體……將實體觀念化”。[227]湯用彤曾經說魏晉玄學是本體論,這是關于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論斷。朱伯崑則通過易學哲學研究較為詳細地闡明了王弼是如何把宇宙論變成本體論的,具體地揭示了中國哲學從宇宙生成論到本體論的思維進展過程,即中國哲學的本體化過程。需要說明的是,朱伯崑并未失去分寸地拔高王弼。他指出,王弼的太極本體居于萬物之上,并不像一些學者所說,已經達到后來程頤的體用一如。這就給王弼易學哲學一個恰當的定位。準確地評價一個哲學家,并非易事,需要有對史料的充分掌握、準確分析和對于通史的全盤把握,需要有通識和史才。缺乏通識和史才的個別哲學家的研究,往往有“拔高”的傾向。

關于中國哲學形上學的發展線索,朱伯崑進一步指出,唐代孔穎達采納郭象的說法,認為太極乃自然,即自然如此,這就取消了王弼的太極虛無說。孔氏指出,太極不在四十九之外,四十九合而未分為太極,自身展開分而為二,為兩儀。這樣,虛無和實有就結合在一起了,“為從王、韓的貴無到程朱的理本論準備了前提”。程頤一方面繼承了王弼的取義說,以義理統帥物象,“以一理代替太極的虛無解釋世界的統一性”,這在邏輯上是一大進步;另一方面又揚棄了王弼的得意在忘象之說,提出“因象以明理”、“假象以顯義”的觀點,認為卦象和物象是現實義理的形器,沒有這些形器,義理則無從表現,所以他說“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程頤以體和用、顯和微解釋理和象的關系,這既是他的解易原則,也是他的本體論。“理無形,其為體;象有形,其為用;有體必有用,此即‘體用一源’。理無形,隱藏在內部;象有形,顯露在外部;理通過象顯現出來,此即‘顯微無間’。即是說,理和象合而為一,不可分離,即無理無以為象,無象無以顯理。……從而將玄學派的易學轉化為理學派的易學。”[228]程頤把“玄學派的有無之辨引向理事之辨,確是一個進步。因為程氏的理事合一說,通過對《周易》的解釋,鮮明地揭示了一般和個別、本質和現象的關系,這在認識史上是一個貢獻”;[229]程頤由此“完成了從漢唐宇宙論到本體論的轉變”。王弼那里還保留著有生于無的發生論的內容。程頤的理事關系說“以事為理自身的顯現,以物象為其本質的表現形式,認為萬事萬象皆依賴其理而存在,這樣,理便成為物質世界的本體。此問題提出后,哲學史上關于世界本原問題的辯論,便從宇宙論轉向了本體論”。[230]朱伯崑指出:“程氏本體論的形成,不是基于倫理學問題,如理欲之辨的需要,而是出于回答對易學中的問題即象意或象義以及道器之辨。”[231]這對于中國哲學史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朱伯崑對漢代宇宙論的評價似乎較低。漢代的特點是把概念實在化、坐實,一定要為概念找出外在的、切實可見過程。這具有科學的特點。這種思維方式比之先秦來說,可能也是一種深入。

朱伯崑分析了“體用一源”在哲學史上的意義。如,從理象關系可以導出象有生滅,理永恒存在,這就是程朱的理本論。朱熹的理氣關系中,理為邏輯在先者,亦是從一源說導出的;朱熹也根據體用一源把周敦頤的“自無極而為太極”的生成論改造為“無極而太極”的本體論;還有,朱熹根據體用一源還得出了理事合一的結論,不以有形為無形之累,這就肯定存在的價值,建立了理本論形上學體系;根據體用一源,從因象明理出發,朱熹還提出了即物求理、格物窮理的理論。此外,體用一源對于心學、氣學都有深刻的影響。朱伯崑最后得出結論說:“‘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乃中國本體論哲學的最重要的思維方式,不同于西方哲學中的本體論思維,即強調體用即本體和現象的對立,具有濃厚的辯證思維的內容,即辯證地處理了一類事物的內涵和外延,一般和個別的關系,這同易學發展的歷史是分不開的。”[232]

朱伯崑的易學哲學研究,是今后研究中國哲學必須通過的一座橋梁;在中國哲學史學史上的意義,無論如何都不會被高估。學術界通常把《易學哲學史》列入易學史,是不準確的,因為漏掉了這套專著的“哲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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