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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沉的宇宙意識與濃郁的人文情懷_余敦康的易學哲學研究

時間:2020-09-16 百科知識

深沉的宇宙意識與濃郁的人文情懷_余敦康的易學哲學研究_當代中國哲學史學史

余敦康的易學哲學研究的特點是探索易學的當代意義。他研究宋代易學的元理論是宇宙意識和人文情懷的統一。所謂“宇宙意識”實際上是馮友蘭“天地境界”的衍伸,“人文情懷”則是對社會人生的關注。在他那里,宇宙意識和人文情懷是內圣與外王、高明與中庸、明體與達用的統一;誠如“內圣外王的貫通”書名所表明的那樣。余敦康是把易學作為安身立命之道來研究的,這是接著馮友蘭《新原人》和《新原道》而講的,和當時許多中國哲學研究著作迥異。

在《內圣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中,余敦康研究了李覯、歐陽修、司馬光、蘇軾、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等人的易學哲學思想,其突出的特點是對蘇東坡、邵雍、張載和程頤的研究。余敦康指出,在共性和個性、理一和分殊的關系中,理學家重視前者,其思路是由理一而達到分殊,使分殊從屬于理一,由此達到兩者的和諧,蘇軾的思路則相反。蜀學把個體的利益置于首位,認為只有當義能夠滿足群體的需要時社會才能和合。所以,蘇軾解易常常根據郭象的獨化思想,強調萬物自生自成,莫或使之。[197]他追求一種“誠同的境界”,即社會成員不依賴外在的強制而根據內在的誠心達到相互信賴和合作。但是,經歷了現實政治的殘酷斗爭和挫折的蘇軾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他的易學實際上“是以理想和現實、和諧和斗爭的關系為主題而展開的”。[198]在邵雍那里,觀物之樂是從研究物理中得到一種精神境界,名教之樂則是從性命之學的研究中得到一種精神境界。邵雍認為,前者高于后者;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道家的物理之學是先天之學,儒家的性命之學是后天之學。儒道結合統攝于《易》,體用相依。邵雍由儒入道就是為了把名教之樂提高到以物觀物、情累兩忘的境界,但他把觀物之樂置于首位受到了朱熹的批評。這表現了理學的兩種思路:是把宇宙意識放在首位還是把人文情懷放在首位。余敦康指出,判斷境界層次高低的標準,“是依據合乎自然的程度,是否具有與天地同妙的那種深沉的宇宙意識,做到渾然無跡”。[199]光有宇宙意識而無人文情懷,容易拋棄禮法名教走到佛老的路上去;光有人文情懷而無宇宙意識則容易心量褊狹,氣象鄙陋,無法成圣成賢。儒家要求“做到既有濃郁的人文情懷,又有深沉的宇宙意識”,[200]“極高明而道中庸”,純粹理性和道德理性合一。余敦康感慨,這種境界陳義過高,除了孔子之外,無人做得到。邵雍的精神境界仍不免高明有余而中庸不足,道家色彩濃于儒家情調。他不愿意介入實際的政治斗爭,又不能忘卻人文情懷,唯一可做的就是編寫《皇極經世》書,把自己的思考化為哲學和詩;于是,他的價值,也就表現為不可低估的哲學貢獻。(www.itpjc.com)

關于張載,余敦康的研究特點是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分別作為評價其易學的框架,認為立心是世界觀,立命是人生觀,合為天道性命之學,是內圣;繼絕是繼承此內圣心性之學,開太是外王之學,這表明“張載的哲學思路是遵循由內及外、立體達用的順序層層推進的”。[201]而在價值取向上,張載則是把“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置于首位的”。關于二程,余敦康肯定二人都是明體達用之學,“天理”是二人的最高范疇,他們把《易》歸結為“易理”,認為易理就是“天理”,他們的易理也是即存有即活動的。程顥去世后,程頤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程氏易傳》把易的天理思想展開為一個體系。程頤的易學思想的核心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二程用體用、顯微的關系把仁義、忠恕這些應然的價值看作本然的天道。《程氏易傳》就是要根據易學的原理“把儒家的名教理想落實于實際生活”,他根據自己的經歷和北宋黨爭的時代背景、現實的困境,構建了一個“具有批判精神的經世外王之學,表現了強烈的憂患意識和人文情懷”。[202]在《內圣外壬的貫通》一書的附錄中,余敦康又論述了金岳霖、馮友蘭、熊十力對于易道的探索,呼喚“回到軸心時期”。

余敦康對北宋易學的研究表現了行云流水般的自如,信手拈來而又順理成章,氣象悠然而又關注深湛。面對內圣外王不能統一、理有固然勢無必至,合理未必現實的幾千年的歷史,他表現出獨到的洞見和深深的無奈。余敦康認為,儒道互補是道家的體和儒家的用的結合,不過,在我們看來,儒、道各有體用,互補不是湊合,而另有其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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