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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與思維方式及傳統文化_當代中國哲學史學史

時間:2020-09-16 百科知識

《易》與思維方式及傳統文化_當代中國哲學史學史

20世紀90年代,不少學者研究了《周易》經傳的思維方式問題。這既是對90年代中國哲學思維方式問題研究的擴展和深化,也是對易學研究的深入。王德有指出,《周易》包含了“直觀思維”、“形象思維”、“邏輯思維”、“辯證思維”。[182]羅熾認為,《周易》是典型的、超理性的、得意忘象的直覺思維,具有非邏輯的偶然性、象外得意的頓悟性、內省直覺的靈感性特色”。[183]周繼旨進一步指出,《周易》及易學“以觀象取類、名物取譬的方式來界定概念的含義,以主客相參的吉、兇、悔、吝為基本點的判斷形式,以多維發散可能蓋然為推理方法,是一種迥異于外延型邏輯的另一種邏輯”。[184]劉長林也提出了《易經》的整體觀念問題,指出在醫學觀念中,如艮卦“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表達了事物的本質是整體的和動態的觀念。《易經》的編排也反映了整體的觀點。六十四卦還有其結構和關系,其結構是多層次的,具有動態性和循環性的特點,是時間和空間的統一。八卦和六爻結構,包含了宇宙的演化。六十四卦是一個全息系統,每一卦都反映了其他卦的信息,六十四卦卦爻都反映了宇宙信息。[185]

唐明邦分析了《周易》經傳所包含的哲學智慧,指出《易經》中有對立統一、事物發展和向反面轉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發揮主觀能動性促成變化等思想,《易傳》則具有“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的宇宙發展觀、“剛柔相推、變化其中”的內因論、“革故鼎新”的矛盾轉化思想、注重太和的中和之道、見幾而作和與時偕行的能動性思想等。[186]蒙培元提出,《周易》是辯證思維、整體思維,“融合直覺、形象、邏輯三種思維形式而又不完全等同于這三種思維形式的特殊的思維類別”。[187]《周易》和直觀思維的不同之處在于它不是直接的直觀,它的直覺、靈感都是在卦象比類的基礎上產生的。《周易》的形象思維也不是以自然和社會人事的直接形象為思維媒介,而是以卦象為思維媒介。形象思維的物象是直接的,卦象則經過了抽象整理。《周易》思維與西方邏輯思維的不同在于它的概念采取敵視外延邊界模糊的“類”概念。卦象符號與卦爻辭對“指謂對象作動態的、先驗的、綜合的判斷推理(而非西方外延邊界清晰的屬性概念)”。[188]張其成認為,這種特點屬于“象數思維”。其原模型可分為三級:第一級為卦爻模型;第二級為河圖洛書(含五行)模型;第三級為太極圖模型。三級可以相互轉換。乾坤—陰陽有生成論和結構論雙重意義,卦氣、納甲說擴大了取象的范圍。邵雍的先天八卦圖說明了一年節氣的變化,構成了一個萬物變化、社會治亂、世界始終向統一的陰陽變化模式。象數思維的方法有取象、運數、模型等法。取象法以“象”為工具模擬客體思維,運數法以數為媒介推斷事物的發展變化;模型法以象數為模式模擬認識客觀世界。《周易》的分類有兩儀—陰陽分類,即一分為二;八卦分類、六十四卦分類、五行分類等。《周易》的象數思維對中華文化的影響有循環變易觀、整體和諧觀、動態功能觀、意向直覺觀等。楊慶中辨析了《易經》和《易傳》的思維方式的不同,指出《易經》是“觀物取象”,即觀察自然現象以成八卦之象,使具體變成形式,個別成為一般。《易傳》則把《易經》的陳述作為自己的認識對象,其思維方式是“觀卦取意”。這是通過形象表達抽象的認知方式,使易經的認識深化,達到理性認識。此即所謂“立象以盡意”。不過,《易傳》的理性思維,還不是抽象化了的理性思維,而是不離形象的理性思維。由于“意”為抽象的道理,不是象所能表達的,所以,象和意之間就存在矛盾;甚至會出現用臆想來補充現實的情況。理性思維受到壓抑,造成對自然認識的膚淺,對自然認識的膚淺又反過來限制了對于社會的認識。形成“易者不易”的社會之理。社會倫理的突出,給《易傳》帶來了天道人道相合的思維方式,把人和自然的矛盾轉嫁到社會倫理上去,這就是所謂天人合一。[189](www.itpjc.com)

關于《周易》經傳和傳統文化的關系,王葆玹論證了《周易》成為群經之首和中國哲學易學化的過程,指出在先秦儒學中,易學從屬于禮學。秦焚書后,《易》因為是卜筮之書,得以獨存。儒者遂借用解易的方式闡揚儒學。儒家學院派易學即起源于此,“中國哲學《易》學化的起點亦在于此”。漢代官方儒學承繼秦代儒學,把《周易》作為五經之一,但他們不像秦代儒者注重義理,而是熱衷于卜筮和象數。東漢古文經學興起,《周易》成為五經之首。陳明從人類學的角度,提出了賦予《易經》這一古老的智慧以鮮活的生命的觀點。他指出,取象可謂實象之占,卦畫可謂虛象之占。虛象之占卦象與斷占之間的聯系完全靠現象來補充,為人類抽象理性的發展提供了空間;實象之占由實到虛是一種殊相到一般的共相,使《易經》成為“宇宙代數學”。[190]黃玉順提出《周易》卦爻辭包含古歌,《易經》是比《詩經》更早的詩集;張善文《周易與文學》則從文學理論、文字韻讀、語言句式和詩歌等方面研究《周易》取得顯著的成績。趙士孝認為,老子、孔子對于《易傳》的陰陽觀念都有重要影響。《禮記》、《大戴禮記》以及新近公布的馬王堆《二三子問》、《易之義》,都記載了孔子的陰陽思想,說明孔子決非不談陰陽。《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記載孔子說“天道圓,地道方”,是說“天以精氣的無常變化,循環復雜的運動為其規律性;地以千差萬別、各有特殊職能的事物存在為規律”。孔子不但承認道,也承認陰陽。《曾子天圓》篇中的思想對于《易傳》有直接影響。[191]余敦康闡述了易學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指出《周易》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部“立足于和諧的操作系統”,在政治上是一部撥亂反正和論述治亂興替的規律的書;在倫理思想方面,其性命之說、義利、理欲之辨等,為中國倫理思想提供了倫理規范和道德原則。[192]在《易學與管理》中,余敦康詳細闡述了易學的管理思想在現代管理中的意義,主張發掘易學“屬于全人類的超越時代的普遍意義來,使之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繼續指導人們的思想和行動”。[193]

姜廣輝提出有方術易和演德易兩種《周易》。他指出,方術易流布民間,“演德”易為秘府所藏。演德易即為韓宣子在魯國所觀的《易象》,今本易大象部分約略與之相當。文王演易,所演者為“德”。“《易象》由文王創制,而由周公完成。”[194]《易象》屬周,故曰“周易”。文王演易,是對卜筮易的改造,為“周代殷作一種思想理論的準備”,“加入了周人君臨天下之后實行德治的內容”,“實際上《易象》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導周貴族如何‘王天下’的統治方略,向來藏于秘府,并不流布于民間,一般人極難見到”。馬王堆帛書《要》篇,孔子說“我觀其德義耳”。今本《大象》突出的是德,而且都是對“君子”所說,《易象》保存在了《大象》中。[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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