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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史的科學化_當代中國哲學史學史

時間:2020-09-15 百科知識

中國哲學史的科學化_當代中國哲學史學史

“科學”對中國文化來說是一個舶來品,“科學”的訴求是中國走向近代的產物。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嚴復最早提到“科學”,他所說的“科學”除了作為自然科學的科學外,還指一種以自然科學為典范的學術、思維模式,是一種“科學”精神,用嚴復的話說是一種“茂樸的精神”。“五四”時期“科學”與“民主”的口號使“科學”的概念深入人心。“五四”后,“科學”的概念沿著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胡適等人的科學概念,一個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概念。30年代中國學術界經過唯物辯證法討論等,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得到廣泛承認,此后在中國哲學史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家中即出現了追求“科學化”的訴求。40年代,侯外廬等人提出了這個目標。如前所述,“文革”前學者認為日丹諾夫范式下的哲學史研究就是科學的。“文革”過后,鑒于日丹諾夫模式的種種弊端,學界重提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科學化”的目標,把這一目標和對日丹諾夫哲學史定義的反思結合了起來。

什么是科學的中國哲學史?石峻強調實事求是、獨立思考、服從真理、學科的獨立性、不做神學的婢女等,這些都有很強的針對性。他指出,“要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結合‘中國哲學史’工作的具體實踐”,一方面,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但同時也必須指出,“馬、恩、列、斯并沒有仔細研究過東方各國的哲學,對于‘中國哲學史’的一系列問題,乃至歷史上一些著名的哲學家,很少作過什么理論上的分析和科學的評價。就是毛主席論到過中國歷史人物和思想,雖然很有啟發性,可供參考,但是除去近代部分以外,也很有限。要想只根據這些革命導師的現成語錄來拼湊成一部系統的科學的‘中國哲學史’,那是根本不可能的”,[146]所以,必須認真學習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至于具體問題的解決,只能“提倡獨立思考,只服從真理”;“要‘反對本本主義’,絲毫不允許存在什么‘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只能以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為指導,要從批判審查過去的廣泛的思想史料的研究中,引申出合乎歷史事實的帶有規律性的結論,要做到這樣,得以一個名副其實的哲學家的頭腦來研究‘中國哲學史’,他敢于反對任何偏見,有打破舊傳統的勇氣。還必須切實排除‘左’、‘右’兩方面的干擾,將這門學科的研究,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從而使它成為一種有相對獨立性的科學,不再如歐洲中古社會是什么‘神學’的婢女”。[147]不過,石峻仍然是把中國哲學史的價值放在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組成部分上。他說:“科學的哲學史,應該既是哲學,又是歷史,它的研究,是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思想的,它的核心——對立統一規律的表現形式又在不斷發展中……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研究是一種革命的科學,它有特定的任務,又是決不能脫離現實的,否則,它如何可以引導人們向前看,而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48]

關于科學的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法,石峻提出,首先,“不能只著眼于‘一般’的概念,單從定義出發”。其次,要注意“哲學史的發展觀”。社會歷史永遠在變化發展之中,作為上層建筑中社會意識之一的哲學,也必須在變化發展中,因此,歷來唯心主義的“道統”論或“法統”論都是非常荒唐的。“科學的哲學史研究,一向是摧毀什么‘頂峰論’乃至兩個‘凡是’說一類荒唐的迷信的思想武器”。石峻指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決不意味著抹殺中國哲學史的固有特點。相反,要從實際出發,“顯示出中國哲學史的特點來,它跟過去那種簡單以‘歐洲哲學史’來比附‘中國哲學史’的做法是完全不相同的兩碼事”。又次“注意哲學思想的階級分析”。石峻強調:“簡單地從階級對立的關系,來直接推論哲學戰線的斗爭,區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方法,不免近乎虛構,是不科學的。……只能是根據社會發展史的客觀規律,在某種整個環境和有關時代思潮的影響下,實事求是地估量某些哲學和某些哲學思想體系在當時的地位和作用。”最后注意“哲學與生產斗爭的關系”。石峻指出,解放后,理論工作出現了逆流,某些人為了“突出政治”,斬斷了哲學與自然科學的聯系。這也影響到了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以致將中國古代唯物主義哲學的內容也講得非常貧乏和沒有發展了”,所以,“今后必須特別注意哲學史上唯物主義與自然科學的聯盟,以及唯心主義世界觀是怎樣影響了自然科學的發展,并進一步總結這一方面有用的教訓”。石峻認為,這“肯定對于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也是有重大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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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建立科學的中國哲學史,學術界也召開了不少會議進行討論。1980年湖北省哲學史學會召開年會,會議主題即是“哲學史研究科學化道路的探索”。會議指出,不能把哲學基本問題當做抽象的公式,而應具體研究哲學史的基本內容。唯物與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對子結構”揭示了認識運動的深刻實質,但“螺旋結構”闡明了認識的形式,不能拋棄任何一方面。1980年6月26日,《中國哲學史研究》編輯部召開夏季學術討論會,[149]議題也是“為中國哲學史學的科學化而努力”。[150]會議對“文革”期間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作標簽,捏造“儒法斗爭史”,阻礙中國哲學史研究科學化的進程的做法,進行了批判,指出要建立科學的哲學史,必須從理論、方法和資料三方面著手。會議對日丹諾夫哲學史定義提出了否定意見,認為這個定義給中國哲學史研究帶來了教條、僵化、絕對化、公式化、片面化的后果,所以應該拋棄。應當采用列寧的定義,哲學史就是整個認識的歷史,或者說是最一般的認識的歷史。中國哲學主要討論的問題是跡和所以跡的問題,不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所以把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套到中國哲學頭上不合適。用“兩分法”概括中國哲學史,會遇到許多困難,如程朱、陸王之間的斗爭,如果按照兩分法,就不屬于兩條路線斗爭,就不能進入哲學史的內容。其他如經今古文、貴無與崇有都有這個問題。非彼即此的“兩分法”是形而上學的產物,受了政治運動的影響,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從認識根源上看,是思想認識處于低級幼稚階段的表現”,應該用“三分法”來劃分歷史上的哲學思想;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不同的哲學家和哲學流派,不搞“三突出”,即“突出唯物主義”、“突出勞動人民的哲學思想”、“突出兩條路線斗爭”;也不能圍繞政治運動打轉,把古人當作籌碼打仗,過去出現極“左”的做法,與我們沒有擺正中國哲學史研究與政治的關系有關。關于如何建立科學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與會學者認為,有以下原則:首先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指導;其次要揭示中國哲學發展的規律和特點;再次是要“有適于表現規律和特點的體例和形式”,破除自然觀、認識論、辯證法、歷史觀幾大塊的寫作方式;又次是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方法,從歷史的實際出發,進行具體的分析,不從原則定義出發,堅持歷史和邏輯的統一等;最后是要進行中外對比的研究。[151]

1982年8月,《中國哲學史研究》編輯部召開第二次夏季學術討論會,討論恩格斯關于“思維和存在的關系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及其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意義問題。這次會議是編輯部“為促進中國哲學史學科學化的一個步驟”。與會學者分析了哲學基本問題在中國哲學史上的表現。金春峰、牟鐘鑒指出,哲學的基本問題在過去的運用中存在簡單化的傾向,比如天人關系問題,不能簡單看作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只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不是全部問題。中國哲學除了天人關系外,還有知行、言意等問題。老子的“道”,不能簡單地說是精神,而是Idea,不是“觀念”,而是思維的內容;朱熹的“理”也不能簡單地說是“精神”,也和柏拉圖的Idea相近;也不能把古代的“氣”與近代的“物質”概念相比。有學者提出:用哲學基本問題研究哲學史可以有兩種思路:“一種是研究各個歷史時期的具體形態;一種是研究這個問題本身的發展階段。”如,先秦天道問題,按前一種思路,是哲學基本問題的表現形態之一;按后一考慮,則“天道問題并沒有完整地、成熟地提出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樓宇烈認為,哲學基本問題在中國一般并不直接表現為思維和存在的關系,而是表現在存在和所以存在、然和所以然、跡和所以跡等問題上。理氣關系并不直接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除主觀唯心主義者外,大量哲學家并沒有探討這個問題,如戴震認為不應分形而上和形而下,從思維路線上看,他捍衛了唯物主義,但從理論思維上看,他實際上是倒退了。龐樸主張,對于哲學的基本問題,中國哲學史也有一個認識過程或發展階段,如天道問題并沒有完整、成熟地表達出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五行說也沒有唯物主義地回答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所以,把哲學基本問題的表現形式與發展階段結合起來考慮,可否實行“三分法”,除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外,還有既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唯心主義的哲學家。[152]張岱年認為哲學基本問題適用于中國,先秦天道問題就是精神與物質的關系問題。漢代董仲舒的天是上帝、是有意志的,魏晉的“有”“無”確實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有”是存在,“無”是思維和內容;“形”“神”、“理”“氣”等都是思維和存在問題的具體形態。谷方、王國軒、衷爾鉅等認為恩格斯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理,是馬克思主義全部理論的基石,它符合哲學思想發展的實際,是哲學史成為科學的關鍵。[153]宋明理學的理氣問題不單純是存在和所以存在的問題,歸根到底也是思維和存在的問題,中國哲學史上的天人、心物等問題,就是客體和主體、思維和存在的問題。楊憲邦認為,懷疑哲學的基本問題就是唯心主義。

丁冠之認為,中國哲學史領域存在懷疑和游離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傾向,首先表現為否定唯物唯心的本質區別,否定哲學的黨性原則,認為唯物唯心水乳交融,對人類認識有同等貢獻,從貢獻相同的角度肯定唯心主義的合理性;其次是否認哲學斗爭與階級斗爭的聯系,認為路線斗爭不反映思維發展規律,階級屬性不是哲學的固有屬性,階級斗爭的發展不能改變哲學的理論形態、哲學理論的停滯不能用階級斗爭來說明;再次是否認劃分唯物唯心的必要,認為這不符合辯證法,應該承認有亦此亦彼的哲學,主張三分法;第四是否認哲學基本問題,認為中國哲學史上是存在和所以存在的問題,不是思維和存在的問題。丁冠之認為,這種傾向與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國際資產階級哲學的傳播是分不開的,說明我們在實現中國哲學史研究科學化的道路上面臨兩個任務:一是克服簡單化傾向,一是要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學習與研究中國哲學史。堅持馬克思主義,全面掌握材料,對資料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是實現中國哲學史研究科學化的途徑。[154]《中國哲學史研究》1982年第4期發表了《為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科學化而努力》的評論,批評了近幾年哲學史研究中偏離哲學基本問題的傾向,如實行“三分法”,放棄哲學的黨性原則,用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研究中國哲學史等。評論認為這只能退回到資產階級舊時代的研究狀況中。

我們認為,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是西方近代哲學的核心問題,恩格斯對哲學基本問題的總結、列寧關于認識史的定義承接的都是這一傳統。這一傳統與古代哲學的本體論傳統不盡相同,它以笛卡兒的“我思”為主體、為思維,以外部世界為客體,為存在,而中國哲學不以西方近代意義的思維和存在的關系為其核心內容。理氣關系直接地是存在的規律和存在本身的關系,都屬于客體方面,不涉及主體,所以兩者的關系不是主體和客體的關系,屬于本體論,而不是認識論。這是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不同。從這種意義上說,樓宇烈、金春峰、牟鐘鑒等人的觀點是值得重視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哲學不能從思維和存在的這個視角進行審視。不過,認為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偏離馬克思主義,似乎也言之過重,或許是“左”的殘留,阻礙了對中國哲學史特點的認識的深入。事實上,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反思僅僅停留在用列寧的“認識史”定義代替“斗爭史”定義,與這種使人覺得乍暖還寒的評論不無關系。[155]此外,對于“科學”的過分倚重,也是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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