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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的政治運動與“反右”_當代中國哲學史學史

時間:2020-09-14 百科知識

學術界的政治運動與“反右”_當代中國哲學史學史

1956年3月,全國高校掀起搞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自覺革命,向黨交心,拔白旗,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運動。巴人發表《論人情》,提出“人類共同感情”、“通情達理”(通過人情來貫徹階級立場)的觀點,被認為否定了人的階級性,受到批判。1958年巴人的專著《文學論稿》再版,再度遭到批判。1957年7月15日,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呼吁節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遭到毛澤東的批判,此后學術界展開對馬寅初人口論的全面批判。1959年12月18日,中宣部召開“全國文化工作會議”,認為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仍是文學藝術上的主要危險,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文學藝術運動,批判修正主義,批判19世紀歐洲文學。此外還有對楊獻珍等人的批判等。

1957年上半年,學術界在“雙百”方針的鼓舞下,在中共“歡迎提意見”的號召的鼓動下,也都投入了“鳴放”運動之中。3月14日,馮友蘭在政協二屆三次會議上發言,表示擁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16日,馮友蘭的發言以“堅決擁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馮友蘭批判對這一政策的各種懷疑論調”為題,發表于《人民日報》。4月,馮友蘭在北京大學150人干部“鳴放”大會上發言,說:“學術問題……越高越不能解決。毛主席也不能解決一切問題。我想學術問題應由教授決定。”[273]5月上旬,北大黨委召開干部座談會,討論人民內部矛盾,要求對校領導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提意見。馮友蘭提出:“學校對知識分子有時只重改造,將人一棍子打死,有時只講團結,不重視改造,二者結合不好。干部認為自己絕對正確,總以改造別人的面目出現,其實大家都需要改造。”[274]5月17日,張岱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小組會上,對“三反”、“鎮反”過程中馮友蘭、潘光旦等教授做了三次檢查才過關提出意見。

學術界的意見很快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從1957年7月起,“反右”運動開始。8月14日至15日,民盟北京大學哲學系小組召開會議,批判賀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9月初,張岱年被認為反對“三反”、“鎮反”,鼓吹資產階級思想自由,被打成右派,[275]不得從事教學工作,教研室委派給他的任務是參加《中國哲學史教學資料匯編》的選注工作。張恒壽、朱啟賢等都被打成右派。9月,北京大學工會哲學系委員會、中國哲學史工會小組多次組織“幫助右派分子張岱年”的會議。據張岱年回憶:“在批判會上,一些人采取落井下石的態度,深文周納,給我加上很多莫須有的罪名,剝奪了我的教學權利。一些熟人,睹面為不相識。”馮友蘭多次參加會議,始終沒有批判張岱年。[276]

1957年前后,學術研究在政治運動的帶動下,也采取了政治運動的形式。1958年3月中旬,北京大學哲學系開展“雙反”運動。吳錦東、朱傳棨、肖萐夫貼出大字報《中國哲學史教研室走到哪里去》,對馮友蘭以及哲學史教研室的工作提出四點意見:(1)把解放前的著作作為哲學史的入門書,而對于侯外廬等人的著作,從來沒有介紹過;(2)不該成立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研究哲學史應該以北京大學哲學系為中心;(3)以無為而治領導教研室工作,缺乏批評,無原則;(4)教學上厚古薄今。馮友蘭另寫一大字報,表示接受批評,改進工作,從史料課改起,三分之一的時間講“五四”以后的思想斗爭史,以便與當前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相結合。據朱謙之回憶:

1958年雙反運動中,我也受了很大沖擊,寫出大字報揭露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的方向錯誤,同時也就批判了自己。我指出中國哲學史的兩條路線是:

中國哲學史

(1)以道統論為背景      (1)以社會發展史為背景(www.itpjc.com)

(2)為封建傳統服務(2)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3)個人本位,哲學史是哲學家(3)人民本位,哲學史是人民意列傳識的表現

(4)厚古薄今(4)厚今薄古

(5)哲學史 史料學(5)哲學史 歷史唯物論[277]

馮友蘭給系主任鄭昕貼出大字報《向鄭昕主任挑戰》,表示要取消自己唯物唯心并存的“雙軌制”。3月下旬,北京大學哲學系師生給馮友蘭貼大字報,認為中國哲學教研室,尤其是馮友蘭為修正馬克思主義十分賣力,如認為以前哲學思想有一部分有一般意義,可以為不同階級服務等。馮定給馮友蘭貼大字報《致馮友蘭先生》,認為他不肯破唯心主義,挖空心思保衛唯心主義。4月,馮友蘭發表《自我改造的第一步》,認為自己有一個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原封不動地保留在心中,隱藏在馬克思主義詞句下。去年的中國哲學史討論會中,自己的修正主義思想出現在那里,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所以必須以批判自己的哲學思想作為自我改造的第一步。[278]18日,馮友蘭出席北京大學黨委召開的教授座談會,談“雙反”運動收獲。檢討自己有名利思想,有資產階級思想體系,解放前與馬克思主義對抗,等等。4月26日,北京大學哲學系組織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擴大會議,對馮友蘭進行“集體會診”。此前馮友蘭已經在教研室作檢討三次,在民盟整風會議上“向黨交心”134條。4月28日,馮友蘭出席北京大學哲學系全體教師會議,宣讀了自己的紅專規劃。

5月12日,《北京大學校刊》第234期刊登了《馮友蘭在教研室擴大會議上的自我檢查摘要》、馮友蘭的《我的紅專規劃》以及《馮先生決心改造自己,中國哲學史教研室開會幫助。大家指出,馮先生的病根是沒有向無產階級繳械》的報道。5月24日,馮友蘭的《自我改造必須自我批判》刊登于《光明日報》,檢討了自己在中國哲學史座談會上關于區別哲學命題的抽象意義和具體意義的說法,成為右派分子的一些言論的基礎。馮友蘭又在文中指出:“現在北大哲學系已經計劃系統地批判我的著作,我也加入了這個戰斗。”[279]7月16日,北京大學哲學系三年級唯心主義批判會討論劉濱執筆的《馮友蘭先生是怎樣對待唯心主義的》一文(刊登在《北京大學校刊》副刊《思想戰線》第6期)。文章認為解放后馮友蘭對自己的反動學術思想戀戀不舍,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販賣唯心主義和修正主義,“百家爭鳴”后更是高舉白旗,發表了一系列修正主義觀點,在社會上造成極壞影響。“這是資產階級不甘退出歷史舞臺,對抗社會主義革命在思想戰線上的必然反映。”7月18日,北京大學哲學系全體師生與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部分人員召開會議,討論和批判馮友蘭關于哲學遺產繼承的觀點。[280]7月27日,《光明日報》發表《由偏見通向僵化的死胡同》,批判馮友蘭的《樹立一個對立面》。據北京大學哲學系《雙反運動以來對馮友蘭教授批判情況》記載,7月哲學系以馮友蘭為批判重點,先后在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會議(10人)、幾個教研室聯席會議(20人)、全系教職員大會(50人)全系教員及部分學生(100人)若干層次對馮友蘭開展批判。前三個會批判的主要內容是根據馮友蘭在“雙反”運動中的交心材料和“反右”前后“鳴放”出來的問題,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也有作風方面的;批判會是由黨委批準的。全系教師和部分學生大會共召開兩次,一次是批判他的教育思想,一次是批判他在學術上的反馬克思主義方向。批判也是由黨委批準的,北京市委楊述參加過會議。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學舉辦校慶60周年大會,彭真、陳伯達、郭沫若、楊秀峰到會。馮友蘭也出席了此次會議。會上陳伯達作了題為“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繼續改造北京大學,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的新北京大學”的講話,認為北京大學老教授應該放下西方資本主義沒落時期的教育和封建意識影響兩個包袱,其中以馮友蘭的包袱最大。“不可設想,對一個解放前已經系統地形成一套資產階級哲學觀點的人不進行深刻的系統的批判,或者對他們沒有進一步進行深刻的系統的批判,或者他們沒有進一步進行深刻的系統的自我批判,就能獲得無產階級意識”,“馮友蘭對自己的系統的哲學思想作過自我批判,這是一種進步,但是還不夠。”6月10日晚上,北京大學舉辦躍進大會,中國哲學史教研室青年教師在會上表示要全面批判“五四”以來的資產階級哲學思想,7月5日以前學習毛澤東關于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觀點,集中批判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觀點。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報》刊登北京大學哲學系三年級學生集體討論撰寫的《揭穿資產階級哲學的偽科學——馮友蘭先生對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概念的歪曲與修正》,認為通過對馮友蘭哲學的批判,認識到了資產階級哲學的空虛無用及其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本對立,資產階級哲學只有一套把戲,就是玩弄抽象概念,“偷偷摸摸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和范疇加以歪曲和修正”。

1958年8月3日,馮友蘭在《光明日報》發表《跳出舊圈子,拔除對立面》,檢討自己一年來的修正主義、唯心主義言論,認為自己的教育思想的根子在“新理學”體系,批判自己的教育思想必須從根源批判起。他表示,要拋棄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哲學思想的包袱,從舊思想、舊圈子跳出來,跟著大家一起大躍進。1959年2月6日,馮友蘭、鄭昕、齊良驥、熊偉、王憲鈞等在哲學系的下放地黃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據《北京大學校刊》293期報道,馮友蘭獨自背筐拾柴,開始覺得難為情,后來經過思想斗爭,硬著頭皮去干,農民不僅不輕視他,還幫助他,他體會到了勞動人民的世界觀與知識分子世界觀的不同,個人主義、名利思想因此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3月下旬,馮友蘭以政協委員身份視察東北。4月27日,馮友蘭在《光明日報》發表《一悟昨非便少年——談思想改造的一些體會》。

《哲學研究》刊登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整風消息,云:“北京大學哲學系在這次整風運動中,經過了紅專辯論、教學改革等階段,對過去幾年來的錯誤傾向作了徹底的揭發與批判。經過鳴放辯論,辯明是非之后,全系師生都愿意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為將哲學系改造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陣地而努力。首先,大家肯定,要改造哲學系必須貫徹教育為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其次,教學內容必須貫徹以毛澤東同志哲學思想為綱的精神。現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史、邏輯等教學大綱都在重新編寫。……中國哲學史要能充分反映歷代農民起義的哲學思想與科學、無神論思想,還準備開設‘中國現代思想史’課程,著重批判‘五四’以來各種資產階級哲學流派。教學方式也將加強自學、鳴放、辯論等形式。唯心主義課程仍將在高年級學生中開設,但時間要限制;對唯心主義必須有批判,并且鼓勵學生參加批判。在科學研究方面……大力開展對資產階級哲學思想的批判,也采取師生合作、批評者與被批評者合作的方式。已舉行過對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及教育思想的批判,以及對賀麟、朱謙之的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全系已經寫出五十余篇批判論文,開過多次談論會。”[281]同期雜志也報道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師生在整風運動中,參加勞動、大辦工廠。[282]《哲學研究》還報道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對馮友蘭哲學展開批判的消息,云:“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哲學史教研室的全體同志,經過半個多月的苦戰,寫出批判馮友蘭哲學思想的論文八篇,共計約十萬字。這些文章比較全面地批判了馮友蘭在解放前后所發表的主要著作和文章,而且批判馮友蘭以前的哲學思想都聯系到他解放后所散布的修正主義哲學思想,批判他解放后的哲學觀點也都追溯到他過去的哲學體系。其中有些文章質量還是較好的。如楊憲邦同志的《馮友蘭的新理學——封建買辦王朝的御用哲學》一文,著重揭露和批判了‘新理學’的階級基礎。……李志逵、李武林等同志的文章中著重分析和揭露了馮友蘭在解放后所發表的許多文章乃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掩蓋下的新理學的‘復活’。……石峻同志的文章批判了馮友蘭唯心主義的哲學史觀點與方法。這些文章準備編成論文集,作為向國慶九周年的獻禮。”[283]《光明日報》開辟了批判馮友蘭專版,有陳孟麟的《中國哲學遺產繼承的方法問題》,劉歌法、施啟良、王興國的《馮友蘭要把哲學系引到什么道路上去?》,金羽的《馮友蘭樹立的是一面資產階級的白旗》等。報紙還刊登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展開對馮友蘭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的報道,稱批判分為五部分:一、抽象繼承法是偽科學;二、抽象繼承法是新理學的復活;三、抽象繼承法是玩弄語言把戲;四、馮友蘭的自我批判;五、對馮友蘭自我批判的意見。[284]馮友蘭后來在《三松堂自序》中回憶說:“1958~1960三年之間寫論文以自我批評為主,并除在全國發表之外,盡可能在國外發表,以肅清我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在國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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