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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出版《新唯識論》刪減本_當代中國哲學史學史

時間:2020-09-14 百科知識

熊十力出版《新唯識論》刪減本_當代中國哲學史學史

1952年,熊十力將《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從37萬字刪減到17萬字出版,謂之曰“壬辰刪定本”。在刪定本中,他強調自己的哲學與通常唯心論的區別,指出:“本體說是物固不得,說是心亦錯誤。心物以對待之名,要皆就本體之流行而假說。然于心可以識體,以心不失其本體之德故。《新論》以唯識立名,而釋之曰:‘唯者殊特義,非唯獨義。’可知《新論》與一般唯心論截然殊趣。此乃三易相傳之血脈也。”[302]熊十力的思想在建國后受到冷落,沒有引起應有的社會反響。

【注釋】

[1]日丹諾夫(1896~1948):蘇共中央書記,負責意識形態工作。

[2]《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49年印行,第133~166頁。

[3]李立三:《論哲學史諸問題及目前哲學戰線的任務·編者前記》,華北新華書店,1948年。

[4]李立三:《論哲學史諸問題及目前哲學戰線的任務·編者前記》。

[5]據當年參加學習的朱伯崑回憶,當時大家都認為,日丹諾夫是代表蘇共中央的,講話是蘇共中央關于開展哲學史研究的原則性指示。

[6]李立三譯:《蘇聯哲學問題》,新華書店,1950年初版,第21頁。

[7]李立三譯:《日丹諾夫在〈西歐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蘇聯哲學問題》,第1~2頁。

[8]李立三譯:《日丹諾夫在〈西歐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蘇聯哲學問題》,第3頁。

[9]李立三譯:《日丹諾夫在〈西歐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蘇聯哲學問題》,第5頁。

[10]李立三譯:《日丹諾夫在〈西歐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蘇聯哲學問題》,第11頁。

[11]李立三譯:《日丹諾夫在〈西歐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蘇聯哲學問題》,第13頁。

[12]李立三譯:《日丹諾夫在〈西歐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蘇聯哲學問題》,第16頁。

[13]李立三譯:《日丹諾夫在〈西歐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蘇聯哲學問題》,第22頁。

[14]李立三譯:《日丹諾夫在〈西歐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蘇聯哲學問題》,第27~28頁。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說明》,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VII頁。

[16]《新建設》報道說,“中國新哲學研究會組織之座談會自1949年5月24日起,開會32次”,似乎是說討論會一直是由中國新哲學研究會組織的,與鄭昕的說法不一致。鄭昕在第21次會議上說:“這個哲學座談會,過去是由我和金岳霖先生召集的,大家自由參加,采取個人演講為中心的方式。從這一次起,改由新哲學會主持,以后將以討論為主。今天討論日丹諾夫《關于西方哲學史的發言》。”(《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3頁。)茲以鄭昕說法為準,自第21次后改由中國新哲學研究會主持。

[17]據《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記載,馮友蘭參加了此次討論,但不知何故,沒有馮友蘭發言的任何記錄。

[18]《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3~78頁。這個學習在“思想改造”之前一直是由學者們主動進行的,這表明思想改造起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學者們的自覺行動。不過,改由“中國新哲學研究會”主持以后,組織的意味就十分明顯了。

[19]《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3頁。

[20]元(meta),“根據”、“根本”之義。“元語言”即用來評價研究對象的概念術語,反映了一定的哲學史觀。

[21]《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4頁。

[22]《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4頁。

[23]《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5頁。

[24]《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5頁。

[25]《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5頁。

[26]《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6頁。

[27]《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6頁。

[28]《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7頁。

[29]《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7頁。

[30]《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8頁。

[31]《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8頁。

[32]《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78頁。

[33]艾思奇:《關于幾個哲學問題》,《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20頁。

[34]艾思奇:《關于幾個哲學問題》,《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20頁。

[35]艾思奇:《關于幾個哲學問題》,《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21頁。

[36]艾思奇:《關于幾個哲學問題》,《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21頁。

[37]艾思奇:《關于幾個哲學問題》,《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第22頁。

[38]劉培育:《金岳霖年譜》,《金岳霖文集》第4卷,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09頁。

[39]張岱年:《髦年憶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36頁。張岱年回憶道:“后來發現,講辯證唯物論哲學,必須聯系中國革命實際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而我對于黨及當時政策都缺乏信息來源,難以聯系實際,以后便決定不再講辯證唯物論課程了。”

[40]劉培育《金岳霖年譜》認為,此會是由原新哲學會和中國哲學會中的著名人士發起的,見《金岳霖文集》第4卷,第810頁。

[41]《中國哲學年鑒》(1982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3年,第298頁。

[42]分別見:《1949~1980年哲學大事年表》,《中國哲學年鑒》(1982年),《金岳霖文集》第4卷,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等。

[43]《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3頁。

[44]恩格斯:《從猿到人》,曹葆華、于光遠譯,解放社1949年印行,天津新華書店發行。

[45]艾思奇:《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講義》,由工人出版社出版。此書經修改,在電臺播出。1951年3月改名為《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由三聯書店出版,1955年出版第10版,到1958年共印刷13次。

[46]艾思奇譯:《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學習雜志社,1951年版,印數15000冊。

[47]莫乃群:《歷史唯物論淺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0年,印數40000冊。

[48][蘇]米丁著,沈志遠譯:《歷史唯物論》(上、下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0年,印數25000冊。

[49]楊春貴主編:《中國哲學40年》,求實出版社,1989年,第4~5頁。

[50]《人民日報》,1951年2月16日。

[51]關于這次報告會的緣起,周恩來說:“北京大學教師學習會和馬校長要我給他們做一個報告。我想,既然給北京大學講,也就應該給別的大學講。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這個報告會就以北京大學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學的教師和同學代表也請來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共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776頁。)

[52]《金岳霖文集》第4卷,第725~726頁。

[53]《人民日報》,1951年12月5日。

[54]《宣傳通訊》,第27期,中共中央宣傳部主編,1951年12月15日印行。

[55]《宣傳通訊》,第8期(總第154期),中共中央宣傳部主編,1956年3月27日印行,第1~5頁。

[56]《人民日報》,1955年4月22日,第3版。

[57]《哲學研究》,1955年第2期。

[58]此文系清華大學哲學系全體教師集體討論后由馮友蘭執筆撰寫,實際上有代表清華大學哲學系的意思。

[59]《新建設》,1951年第3卷第6期,第20頁。

[60]《新建設》,1951年第3卷第6期,第20頁。

[61]《新建設》,1951年第3卷第6期,第26頁。

[62]《新建設》,1951年第3卷第6期,第26頁。

[63]第一次是馮友蘭1950年底寫成的《中國哲學底發展》。關于此文,后將論及。

[64]《新建設》,1951年第3卷第6期,第26頁。馮友蘭此論似乎也具有目的論史觀的特點。

[65]以下發言均見《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中國新哲學研究會座談記錄》,《新建設》,1951年第4卷第1期,第57~59頁。限于篇幅,不俱引。

[66]這篇文章刊登在《新建設》,1951年第4卷第1期。

[67]《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人民日報·社論》,1951年1月20日。

[68]《〈實踐論〉開辟了我們學術革命的思想道路》,《人民日報·社論》,1951年2月16日。

[69]馮友蘭:《學習〈實踐論〉的收獲》,《光明日報》,1951年3月24日;轉載于《人民日報》,1951年3月26日,第3版。此處引自《人民日報》。

[70]關于馮友蘭對自己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反思與自我批判,詳見下文。

[71]金岳霖:《了解〈實踐論〉的條件》,《金岳霖文集》第4卷,第18頁。著重號為引者所加。哲學上的一邊倒和當時外交上的一邊倒具有同構性。——引者注

[72]金岳霖:《了解〈實踐論〉的條件》,《新建設》,1951年第4卷第5期,第8~11頁;又:《金岳霖文集》第4卷,第13~21頁。

[73]侯外廬:《〈實踐論〉——中國思想史(知行關系)的科學總結》,《新建設》,1951年第3卷第6期,第27頁。

[74]侯外廬:《〈實踐論〉——中國思想史(知行關系)的科學總結》,《新建設》,1951年第3卷第6期,第29頁。

[75]艾思奇:《〈實踐論〉與關于哲學史的研究》,《新建設》,1951年第4卷第6期,第6頁。

[76]艾思奇:《〈實踐論〉與關于哲學史的研究》,《新建設》,1951年第4卷第6期,第13頁。

[77]艾思奇:《〈實踐論〉與關于哲學史的研究》,《新建設》,1951年第4卷第6期,第7頁。

[78]馮友蘭:《哲學家當前的任務》,《進步日報·星期論文》,1949年6月19日。

[79]艾思奇:《〈實踐論〉與關于哲學史的研究》,《新建設》,1951年第4卷第6期,第14頁。

[80]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3卷,第3頁。

[81]《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6頁。

[82]《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39頁。

[83]《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75~876頁。

[84]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4頁。

[85]馮友蘭:《參加土改的收獲》,《學習》,第2卷第2期。

[86]原載《光明日報》,收入賀麟《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438~446頁。以下引自《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為了節約篇幅,不俱注。

[87]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第370頁。

[88]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第372頁。

[89]《金岳霖文集》第4卷,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2頁。

[90]《金岳霖文集》第4卷,第812頁。

[91]張岱年:《回憶五十年代初的北大哲學系》,《張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41~542頁。

[92]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3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85~886頁。

[93]《人民日報》,1950年1月22日。

[94]賀麟:《知識分子怎樣循著自己專業的路徑走向社會主義》,《新建設》,1956年第2期;又,《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第447~451頁。

[95]金岳霖:《我怎樣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北京日報》,1956年2月29日。

[96]張岱年:《髦年憶往》,第37頁。

[97]朱謙之:《世界觀的轉變——七十自述》(四),《中國哲學》第六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年,第413~415頁。

[98]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第373、374頁。

[99]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第393頁。

[100]《金岳霖文集》第4卷,第816~817頁。

[101]《金岳霖文集》第4卷,第817頁。

[102]張岱年:《關于解放以來哲學工作者思想改造的估計》,《中國哲學史問題討論專輯》,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237~238頁。

[103]張岱年:《關于解放以來哲學工作者思想改造的估計》,《中國哲學史問題討論專輯》,第238頁。

[104]張岱年:《關于解放以來哲學工作者思想改造的估計》,《中國哲學史問題討論專輯》,第239頁。

[105]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99頁。

[106]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1頁。關于梁漱溟、毛澤東的爭執,大致如下:9月11日,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發言,說城市工人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沒有提高。梁漱溟引用他人的話說,“生活之差,工人九天,農民九地”。12日午后,在懷仁堂大會議室開會,時間尚早,有人請毛主席講幾句。毛澤東隨便講了幾句,中間說有人“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認為農民生活太苦,希望照顧農民,大概是孔孟之徒的仁政。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工業是大仁政,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就是幫助美國人,似指梁漱溟。梁漱溟當晚給毛澤東寫信,申明不反總路線,希望面交毛澤東。16日,繼續開會。梁漱溟在發言中又提及工農生活九天九地的話。17日,繼續開會。梁漱溟到會場,發現座前有印刷文件,是自己1949年發表在《大公報》上的一篇文章,內容是呼吁共產黨不必用武力統一,知道是要批判自己。果然,章伯鈞先發言,次周恩來作長篇發言,說梁漱溟一貫反動。毛澤東插了三次話,說梁漱溟是“偽君子”、“用筆殺人”,惡意反對總路線。毛澤東說,梁漱溟的工資很高,他不提議降低自己的工資,而提議降低工人工資,虛偽。不過,不會開除梁的政協委員資格。毛澤東宣布會期延長一天,讓梁漱溟發言。陳樞銘問毛澤東,梁漱溟的問題屬于什么性質,是政治問題還是思想問題?毛澤東說,梁漱溟很反動,但跟美國、臺灣沒有什么來往,也沒有什么暗中活動,他的問題仍屬于思想范圍的問題。“但這個人的反動本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嚴厲批判也不行。”(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第141頁。)18日,梁漱溟登臺發言,說要看毛澤東有無雅量收回他的話。毛澤東說沒有。與會者要求梁漱溟下臺。毛澤東提議舉手表決是否同意梁漱溟發言,除毛澤東等人同意外,余皆不同意,梁漱溟被轟下講臺。此后,梁漱溟受到批判。不過,他并未因此受到政治處分,仍被允許參加一些重要政治活動。(以上史料見《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6頁、10~13頁、14~23頁。)

[107]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第388頁。

[108]蔡尚思:《梁漱溟的反動思想批判》,《新建設》,1953年,12月號,第21~26頁。

[109]馮友蘭:《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觀和“村治”理論》,《人民日報》,1955年5月11日,第3版。

[110]《人民日報》,1955年9月6日,第3版。

[111]燕鳴軒:《對梁漱溟的反動思想展開批判》,《哲學研究》,1955年第3期,第150頁。

[112]燕鳴軒:《對梁漱溟的反動思想展開批判》,《哲學研究》,1955年第3期,第150頁。

[113]子奇:《對梁漱溟反動理論展開廣泛的深入的批判》,《哲學研究》,1955年第4期。

[114]據說該文原擬發表于《文藝報》,但被拒絕,后來轉到《文史哲》。毛澤東對此非常不滿,指出《文藝報》是資產階級老爺作風。

[115]《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決定聯合召開批判胡適思想的討論會》,《人民日報》,1954年12月11日。

[116]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第382頁。

[117]馮友蘭:《哲學史與政治——論胡適哲學史工作和他底反動的政治路線底聯系》,《哲學研究》,1955年第1期,第70~83頁。

[118]賀麟:《兩點批判,一點反省》,《人民日報》,1955年5月29日。收入賀麟:《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452~468頁。此處引自《人民日報》。

[119]賀麟:《兩點批判,一點反省》,《人民日報》,1955年1月29日,第3版。收入賀麟:《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452~468頁。此處引自《人民日報》。

[120]賀麟:《兩點批判,一點反省》,《人民日報》,1955年1月29日。

[121]張恒壽:《揭露并批判胡適標榜“反理學”的歷史淵源和反動本質》,《哲學研究》,1955年第2期,第18~40頁。

[122]馮友蘭、朱伯崑:《批判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底實用主義觀點和方法》,《北京大學學報》創刊號。該文后經刪節發表于《人民日報》,1955年6月24日。以下引自《人民日報》,為節省篇幅,不俱注。

[123]李澤厚:《全國廣泛展開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宣傳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斗爭》,《哲學研究》,1955年第1期,第131~133頁。

[124]燕鳴軒:《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斗爭繼續展開》,《哲學研究》,1955年第2期,第157~158頁。

[125]燕鳴軒:《繼續深入地開展批判胡適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思想》,《哲學研究》,1955年第3期,第149~150頁。

[126]《哲學研究》,1956年第1期,第143~148頁。

[127]《哲學研究》,1956年第2期,第139~140頁。這些報道均無作者署名。

[128]張岱年:《髦年憶往》,第37頁。

[129]據《北京大學哲學系簡史》(第122頁),蘇聯專家薩波什尼科夫來華是1954年7月;據當時為蘇聯專家擔任翻譯的湯俠生的回憶,薩波什尼科夫是1953年秋到京,1956年離京。見同書,第305頁。

[130]張岱年:《髦年憶往》,第38頁。

[131]兩位專家的講課記錄稿《古代哲學史講稿》(以下簡稱《講稿》)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作為“本校教材”于1957年5月1日出版,印數4萬冊。據此書“說明”記述,其第一部分“作為科學的哲學史”是謝·斯·吉謝遼夫所講,古代希臘哲學從德謨克利特起到伊壁鳩魯、盧克萊茨哲學為止,是科洛加尼什所講。擔任口譯并速記的是劉群。該書出版時,兩位蘇聯專家已經回國,譯稿沒有經過他們的審閱。不過,他們寫了“編者的話”,說:“如果閱讀這些講稿,對增長中國讀者哲學知識,多多少少有些幫助,著者將感到內心的滿足。著者深深敬佩中國新的知識界那種刻苦學習,鉆研科學的精神。”《講稿》作為內部講義,似未出中央黨校教學的范圍,但高達4萬冊的印數,絕不是中央黨校單獨用得完的。據中央黨校原副校長韓樹英教授的看法,當時能夠請來專門研究哲學史的博士級專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有關部門相當重視。估計這本書通過內部渠道廣泛發行到高校、圖書館、研究所了。這就是說,其影響還是非常廣泛的。又,據韓樹英教授說,吉謝遼夫原是一位空軍團政委,列寧格勒人,比較愛讀書,在蘇聯教書,對經典著作非常熟悉。科洛加什尼是當時來華的唯一的博士級專家,其他都是副博士。他是一位哲學史專家,在中央黨校講課期間,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都有老師來聽課。該書是了解當代中國哲學史學史的一個重要史料。

[132]《古代哲學史講稿》,第1頁。

[133]《古代哲學史講稿》,第6頁。

[134]《古代哲學史講稿》,第9頁。

[135]《古代哲學史講稿》,第10頁。

[136]《古代哲學史講稿》,第11頁。

[137]原書無“第三個貢獻”,可能是記錄之誤。——引者注

[138]《古代哲學史講稿》,第14~15頁。

[139]《古代哲學史講稿》,第17頁。

[140]《古代哲學史講稿》,第19頁。

[141]《古代哲學史講稿》,第19~20頁。著重號為原書所加。——引者注

[142]《古代哲學史講稿》,第22頁。

[143]《古代哲學史講稿》,第23頁。

[144]《古代哲學史講稿》,第24頁。著重號為原書所加。——引者注

[145]《古代哲學史講稿》,第26頁。著重號為原書所加。——引者注

[146]《古代哲學史講稿》,第26頁。著重號為原書所加。——引者注

[147]《古代哲學史講稿》,第26~27頁。

[148]《古代哲學史講稿》,第27頁。

[149]《古代哲學史講稿》,第28頁。

[150]《古代哲學史講稿》,第28頁。(www.itpjc.com)

[151]名字略有出入,當時也譯作“吉謝廖夫”。

[152]《古代哲學史講稿》,第29~30頁。

[153]《古代哲學史講稿》,第46頁。

[154]《古代哲學史講稿》,第47頁。

[155]《古代哲學史講稿》,第57頁。

[156]《古代哲學史講稿》,第59頁。

[157]《古代哲學史講稿》,第155頁。

[158]《古代哲學史講稿》,第156頁。

[159]M.T·約夫楚克:《關于〈哲學史〉一書中東方哲學史若干問題的說明》,《哲學研究》,1957年第4期,顏品忠譯,湯俠聲校。編者按:“這是今年二月二十八日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學術會議上的一篇報告。因為它涉及許多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問題,以及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史中的地位問題,值得我們參考。經商得作者的同意,發表在這里。約夫楚克曾經在北京大學講學。”

[160]這句話似乎并沒有為當時的人們所注意。——引者注

[161]《哲學研究》,1957年第4期“思想學術動態”欄目刊登了五則動態。其五為“蘇聯關于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作者署名“濤”。

[162]楊興順:《論中國哲學史中的唯物主義傳統》,李恒譯,《哲學研究》,1956年第4期,第94~95頁。

[163]楊興順:《論中國哲學史中的唯物主義傳統》,李恒譯,《哲學研究》,1956年第4期,第84~101頁。

[164]楊興順:《論老子道的學說的唯物主義的本質》,《文史哲》,1955年,第7期,第18~20頁。

[165]《新建設》,1951年7月,第4卷第4期“學術問答欄目”載趙問:有人說老子是具有唯物論觀念的哲學家之一,也有人說老子在認識論上是唯心主義的,二者是否矛盾?馮友蘭回答說:老子的宇宙觀是唯物的,認識論是唯心的。

[166]該書印數為32367冊。書前附有蘇聯科學院哲學所寫的弁言:“本書著者,原來的蘇聯駐華大使阿波倫·阿歷山大羅維奇·彼得洛夫,在中國哲學方面是一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家。他曾寫過關于最卓越的中國哲學家王弼的專論、《中國哲學史概論》、關于中國古代唯物主義者楊朱、王充等人的世界觀的論著。這本書,著者遠在1941年就曾想付梓,但偉大衛國戰爭使這本書未能問世。戰后著者又繼續修訂了原稿。但由于阿·阿·彼得洛夫的不幸逝世,致手稿改定工作未能完成。……在整理原稿準備出版時,編輯部減縮了一些次要的問題的個別細節,而且做了若干次修改。新添上去的序言是楊興順寫的。”

[167][蘇]阿·阿·彼得洛夫:《王充——中國古代的唯物主義和啟蒙思想家》,李時譯,科學出版社,1956年,第15頁。

[168]《王充——中國古代的唯物主義和啟蒙思想家》,第3、15頁。

[169]《王充——中國古代的唯物主義和啟蒙思想家·序言》,第IV頁。

[170]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自序》,《三松堂全集》第8卷,第1~2頁。

[171]任繼愈:《學習中國哲學史三十年》,《哲學研究》,1979年第9期。

[172]馮友蘭:《學習〈實踐論〉的收獲》,《光明日報》,1951年3月24日;轉載于《人民日報》,1951年3月26日,第3版。此處引自《人民日報》。為節省篇幅,不俱注。

[173]馮友蘭:《兩種反動思想支配下的文化論——從批判胡適到自我批判》,《哲學研究》,1955年第2期。

[174]關于這篇文章的來龍去脈,大致如下:1956年5月4日,馮友蘭以《過去哲學史工作底自我檢討》參加本年度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文章后發表于《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56年第2期。《人民日報》進行了摘要轉載并加了編者按:“馮友蘭先生過去是我國舊哲學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寫的《中國哲學史》曾經是大學里流行的教本,而他在抗戰時期寫的《新理學》等書,則系統地建立和發揮了自己的哲學見解。這些書在解放前曾經在知識分子中產生過許多的影響。《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6年第2期發表了馮友蘭的自我批評的文章和汪子嵩的批評文章。現在把前一篇文章摘要發表在這里。我們認為在學術上采取這種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是好的。”又《北京大學哲學系簡史》記述“五四科學討論會”是4月28日召開的,《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所列日期為5月4日,暫以后者為準。

[175]侯外廬:《韌的追求》,三聯書店,1985年,第122~123頁。

[176]《人民日報》,1956年5月13日。

[177]《人民日報》,1956年5月7日。

[178]據《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的記載,馮友蘭任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的時間似乎為1953年。

[179]張岱年:《髦年憶往》,第38頁。

[180]馮友蘭說:“這篇稿子原來是為《蘇聯大百科全書》參考用的。初稿曾經在中國哲學會討論過。參加的同志提了不少意見。在當時曾經根據這些意見作了一次修正。當然,其中的錯誤還是由我個人負責。關于這篇文章的注釋,是朱伯崑同志作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18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31頁。

[18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31頁。

[18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32頁。

[184]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33頁。

[185]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34頁。

[186]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47頁。

[187]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45頁。

[188]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序》,第2頁。

[189]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3頁。

[190]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3頁。

[19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13頁。

[19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23頁。

[19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25頁。

[194]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25頁。

[195]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23頁。

[196]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27頁。

[197]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29頁。

[198]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30頁。

[199]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37頁。

[200]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36~37頁。

[201]我們此處從日常的觀點出發使用“事實語言”和“元語言”的概念。嚴格地說,沒有純粹客觀的陳述語言,即使是對于事實的陳述,也包含著一定的價值判斷。更有甚者,先在的價值判斷會決定什么是“事實”。

[20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三松堂全集》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5頁。

[20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4頁。

[204]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7頁。

[205]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9頁。

[206]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36~37頁。

[207]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12頁。

[208]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13頁。

[209]該文系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集體討論,馮友蘭、黃子通、馬采執筆。馮友蘭在該文的簡短說明中指出:“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對于孔子底思想,有過四次討論,還沒有得到一致的意見。這篇文章是在教研室集體討論底基礎上寫的。北京大學歷史系王承祒同學底一篇講孔子的稿子,也給我們不少的幫助。但是文中所有的錯誤應由筆者負責。”(《新建設》,1954年4月號,第55頁。)

[210]馮友蘭:《孔子思想研究》,《三松堂全集》第13卷,第40頁。

[211]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3卷,第44頁。

[212]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3卷,第44頁。

[213]《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1頁。

[214]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3卷,第53頁。

[215]由于“愛人”后來成為學術界爭論的一個焦點,所以下文我們對馮友蘭的見解加以較為詳細的說明。

[216]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3卷,第55頁。

[217]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3卷,第58頁。

[218]《光明日報》,1956年11月14日。

[219]《光明日報》,1956年11月14日。

[220]《光明日報》,1956年11月14日。

[221]《光明日報》,1956年11月14日。

[222]報告是由盧育三和陸毓麟記錄下來的,首次發表在《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8~73頁。

[22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58頁。

[224]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58頁。

[225]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63頁。

[226]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64頁。

[227]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66頁。

[228]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66頁。

[229]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66頁。

[230]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66頁。

[231]《提綱》連載在1957年2月號至1958年4月號的《新建設》雜志上。在1957年2月號上有這樣的說明:“這是我們教研室近來在‘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程中所用的講授提綱。原稿請校外同志,特別是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和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同志們,討論和提意見。我們也已作了必要的修正。但是問題仍然很多,錯誤一定也還不少,請讀者們把寶貴的意見,告訴我們,以便作進一步的修正。”該《提綱》先秦部分為朱伯崑撰寫,兩漢至隋唐為任繼愈撰寫,宋至清中葉為張岱年撰寫。

[232]《新建設》,1957年2月號,第37頁。

[233]《新建設》,1957年2月號,第38頁。

[234]《新建設》,1957年2月號,第38頁。

[235]《新建設》,1957年2月號,第40頁。

[236]《新建設》,1957年2月號,第40~41頁。

[237]《新建設》,1957年2月號,第41頁。

[238]《新建設》,1957年2月號,第41頁。

[239]《新建設》,1957年3月號,第53頁。

[240]《新建設》,1957年3月號,第54頁。

[241]《新建設》,1957年3月號,第58頁。

[242]《新建設》,1957年3月號,第61~62頁。

[243]《新建設》,1957年3月號,第62頁。

[244]《新建設》,1957年4月號,第56頁。

[245]《新建設》,1957年5月號,第60~61頁。

[246]《新建設》,1957年5月號,第62頁。

[247]《新建設》,1957年5月號,第63頁。

[248]《新建設》,1957年5月號,第63頁。

[249]《新建設》,1957年6月號,第62頁。

[250]《新建設》,1957年6月號,第64頁。

[251]《新建設》,1957年6月號,第65頁。

[252]此部分晉—唐時期哲學因未形成統一意見,未刊出。

[253]《新建設》,1958年1月號,第57~58頁。

[254]《新建設》,1958年1月號,第59頁。

[255]《新建設》,1958年1月號,第59頁。

[256]《新建設》,1958年1月號,第59頁。

[257]《新建設》,1958年1月號,第63頁。

[258]《新建設》,1958年1月號,第65頁。

[259]宋—清這一部分現收入《張岱年全集》第3卷。張岱年指出:“原作中認為周敦頤的宇宙觀屬于唯物主義,將周氏所謂太極解釋為混然的‘一氣’,實無確據,今略加修改。提綱對于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斗爭注意較多,對二者的相互影響、相互聯系則注意較少;又對于元代哲學論述過簡,對于清代漢宋之爭也無所論列。這些都是顯著的缺點。總之,這僅僅是一個簡略的提綱而已。”(《張岱年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46頁。)

[260]《新建設》,1957年7月號,第61頁。

[261]《新建設》,1957年7月號,第62頁。

[262]《新建設》,1957年7月號,第63頁。

[263]《新建設》,1957年9月號,第57頁。

[264]《新建設》,1957年9月號,第57~58頁。

[265]《新建設》,1957年9月號,第60頁。

[266]《新建設》,1957年9月號,第61頁。

[267]《新建設》,1957年9月號,第61頁。

[268]《新建設》,1957年9月號,第61頁。

[269]《新建設》,1957年9月號,第64頁。

[270]《新建設》,1957年10月號,第62頁。

[271]《新建設》,1957年7月號,第62頁。

[272]《新建設》,1957年10月號,第62頁。

[273]《新建設》,1957年11月號,第59頁。

[274]《新建設》,1957年11月號,第63頁。

[275]《新建設》,1957年11月號,第65頁。

[276]《新建設》,1957年11月號,第65頁。

[277]《新建設》,1957年11月號,第65頁。

[278]《新建設》,1957年12月號,第53頁。

[279]《新建設》,1957年12月號,第54頁。

[280]《新建設》,1957年12月號,第55頁。

[281]《新建設》,1957年12月號,第56頁。

[282]《新建設》,1957年12月號,第57頁。

[283]關于方以智的哲學,侯外廬著有《方以智——中國百科全書派大哲學家》,載《歷史研究》,1957年第6、7期。《提綱》參考了侯外廬的研究。

[284]《新建設》,1957年12月號,第59頁。

[285]《新建設》,1958年1月號,第59頁。

[286]《新建設》,1958年1月號,第65頁。

[287]《新建設》,1958年1月號,第62頁。

[288]《新建設》,1958年1月號,第64、65頁。

[289]《新建設》,1957年2月號,第38頁。

[290]《以毛主席的哲學思想為綱改革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內容》,《新建設》,1958年8月號,第21~27頁。文末附注說:“這篇文章是根據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的一部分青年教師、進修教師、研究生和同學的意見,并在教研室討論后寫成的。”又據朱伯崑回憶,當時北京大學哲學系就有學生給他貼大字報,說中國哲學史研究有馮(友蘭)派、侯(外廬)派。你究竟站在哪一派?希望站到侯派來。

[291]《新建設》,1958年8月號,第21頁。

[292]洪潛(謙)、任華、汪子嵩、張世英、陳修齋、朱伯崑編著:《哲學史簡編》,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出版,印數4萬冊。編者后記略謂:“我們在編寫過程中參考了蘇聯專家克列同志、薩坡什尼可夫同志和吉謝廖夫同志關于‘哲學史’的講稿,也參看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和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同志們的講稿和講授提綱,有些地方系根據編者自己已經發表過的論文編寫的。由于目前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還剛剛開始,許多看法還不成熟,特別是我們還無法將中國哲學發展的歷史合并到世界哲學發展的歷史中,因此,我們不得不將中國哲學史作極簡單的敘述,并另列為一篇。”

[293]洪潛等:《哲學史簡編》,第1~4頁。

[294]洪潛等:《哲學史簡編·緒論》,第1頁。

[295]洪潛等:《哲學史簡編》,第235頁。

[296]張岱年:《張橫渠的哲學》,《哲學研究》,1955年第1期;該文收入《張岱年全集》第5卷。張岱年又出版了《張載——十一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湖北人民出版社,1965年6月第一版,印數12000冊)。本書內容與文章一致,只是張載的生平、思想和影響更加詳細,關于張載學術中的一些重要問題,論述更加充分。見該書“后記”。

[297]鄧冰夷:《〈張橫渠的哲學〉一文讀后感》,《哲學研究》,1955年第3期,第142~146頁。

[298]呂世驤:《張橫渠的哲學究竟是唯物論還是唯心論》,《哲學研究》,1955年第3期,第146~148頁。

[299]張岱年:《關于張橫渠的唯物論與倫理政治學說——答鄧冰夷與呂世驤同志》,《哲學研究》1955年第3期,第139~142頁。

[300]陳玉森:《張橫渠是一個唯心論者——張岱年先生〈張橫渠的哲學〉一文讀后》,《哲學研究》,1956年第4期,第136~140頁。

[301]張岱年:《對〈張橫渠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文的答復》,《哲學研究》,1956年第4期,第140~143頁。

[302]《熊十力論著集之二:體用論》,中華書局,1994年,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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