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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專家對中國哲學史界的影響_當代中國哲學史學史

時間:2020-09-14 百科知識

蘇聯專家對中國哲學史界的影響_當代中國哲學史學史

(一)蘇聯專家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影響

20世紀50年代初,作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一環,我國還聘請了蘇聯一些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史的專家到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中共中央高級黨校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哲學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馮友蘭、金岳霖、張岱年、石峻、任繼愈等都聽過課。蘇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關于哲學史研究方法論的認識,在日丹諾夫的講話之外,更加直接地影響了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不過,蘇聯專家可能是出于對于中國哲學史的客觀認識,或者出于對中國文化的尊重,也可能出于“中蘇友好”的大局,雖然也強調“斗爭史觀”的概念,但在對待中國哲學史方面,并不特別僵化,對人物的評價也不過于苛刻,而是十分溫和,有所褒揚。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人民大學聘請蘇聯專家講授馬列主義基礎及辯證唯物主義。教育部指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各派一名教授聽課。清華大學是張岱年,北京大學是鄭昕。[128]1953年,蘇聯專家格·薩波什尼科夫來到北京大學培養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師。他講的課程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后來哲學系又要求他開設了世界哲學史。[129]金岳霖、馮友蘭、石峻、任繼愈等都聽過課。張岱年和黃楠森擔任輔導,講馬恩列斯著作選讀。[130]據《金岳霖年譜》記載,1953年9月18日,金岳霖同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一道聽蘇聯專家講授“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以及“哲學史”課程。1955年,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邀請蘇聯專家謝·斯·吉謝遼夫和瓦·依·科洛加什尼為該校部分教工和哲學專業班學員、師資部哲學班學員講授古代哲學史。兩位專家所講的內容涉及哲學史的方法論問題和中國古代哲學。[131]他們的《古代哲學史講稿》(以下簡稱《講稿》)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作為科學的哲學史”,著重論述了蘇聯哲學界關于哲學史研究的一般看法;第二部分是“古代埃及、巴比倫哲學”;第三部分是“古代中國哲學”;第四部分是“古代希臘哲學”;第五部分是“封建社會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斗爭”。關于哲學史方法論,《講稿》認為:“哲學史的研究任務,在于闡明現代理論思想的經驗,對于這些理論思想給以正確的估價,并批判地接受這些思想。”[132]《講稿》批判了資產階級哲學史家,認為他們所寫的哲學史的根本錯誤首先在于唯心主義的哲學史觀,把哲學史和社會發展史相脫離;其次是“歐洲中心論”;第三是“輕視和蔑視先代的唯物主義”,連篇累牘地宣揚唯心主義,仿佛哲學史就是唯心主義的歷史,把唯物主義者笛卡兒和斯賓諾莎也說成是唯心主義者。他們還歪曲哲學史,把資產階級思想加到古人頭上。如“二戰”后英國出版的羅素的哲學史和勞治的哲學史,都是拿古代思想家的哲學原理替資本主義制度辯護,反人民,反共產主義。可見,“哲學史同樣是階級斗爭的一個戰場”。[133]

《講稿》指出,資產階級哲學史有兩個特點:一是經驗主義,一是懷疑主義。前者認為哲學學說都是偶然的東西,哲學史家的任務就在于描述不同的派別和事實,把哲學史變成書名和人名的歷史;后者則認為哲學史不過是錯誤的歷史,沒有什么值得學習的東西。“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后,才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出現了真正的科學的哲學史。因此,馬克思主義的出現不僅是一般人類思想和哲學中的革命,而且也是哲學史的革命。只有從歷史唯物主義產生以后,哲學史才有了自己的真正科學的方法論,而科學的方法論乃是關于科學的認識和原則的學說。”[134]

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講稿》認為,“只有當著人們能夠用辯證唯物主義觀察歷史的時候,才能夠產生科學的哲學史。”[135]馬克思恩格斯對哲學史的貢獻首先在于,他們使人們認識到,“一部哲學史,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斗爭的歷史”;[136]他們的第二個貢獻是“提供了哲學思想的一般圖景”,劃分出了西方哲學史上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陣營,對哲學史上的思想大師,作了估價和分析。他們的第四個貢獻[137]是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與以往的舊哲學作了截然的劃分。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哲學是少數人的事情,“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是廣大群眾的哲學”。[138]《講稿》特別提出,“列寧、斯大林的著作是哲學史當中一個新的貢獻”。“列寧指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兩個相互斗爭的黨派,指出在哲學的兩個陣營——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斗爭當中反映出對立的階級斗爭;指出哲學的兩條路線是德謨克利特和柏拉圖的路線;哲學的兩條路線是不可調和的;一切企圖走中間路線,企圖創造什么中間路線的人們歸根結底是為反動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列寧在他的著作當中指出了兩條路線的觀點的對立,指出了辯證唯物主義對唯心主義的優越性”。[139]關于斯大林,《講稿》提到《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兩部著作,指出前者批判了在資本主義國家流行的符號學、語義學的荒謬性,后者“闡明了現代哲學中的基本問題。……批判了主觀主義、對規律的盲目崇拜思想和宿命論思想,直接擊中了整個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的要害”。[140]此處對“對規律的盲目崇拜思想”的批判,似與1958年前后所謂破除規律的提法有一定的聯系。

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方法論問題,《講稿》列了五個基本原則。第一,“要求把哲學的發展和歷史條件結合起來,把哲學的發展和經濟條件和階級斗爭聯系起來”,由此言之,“通史乃是哲學史的基礎”。[141]只有根據它所產生的時代,才能“對一切哲學思想給予正確的估價,才能夠根據某一個哲學所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條件給它以正確的估價;這樣,我們才能夠看到這些哲學派別、哲學思想給我們提供了什么東西以及我們向哲學思想能夠學習到什么東西”。[142]第二,“要求我們在分析歷史上某一個哲學思想、哲學派別的時候,要從階級斗爭出發,要考察這種哲學思想的階級性,它的政治意義、政治作用,考察它的政治方向,考察這種哲學思想是為什么人服務的,為什么需要這樣一種哲學思想”。“哲學從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戰場,它不是中立的科學。哲學史告訴我們,各種哲學派別從來都是在階級斗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這種斗爭往往是一種生死的斗爭”。[143]第三,“要求我們在研究某一種哲學思想時,必須把這種哲學思想和其他的社會意識形態結合起來”,[144]避免孤立地研究哲學的發展。第四,“要求我們不貶低也不粉飾過去的哲學思想,這一原則反對把過去的哲學體系加以現代化,它要求如實地反映以前的哲學體系,嚴格遵守歷史真實性的原則”。[145]第五,“要求把哲學發展的歷史看成有規律的發展過程。這一原則反對把它看成偶然的現象,它要求我們把哲學發展的過程看成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146]

《講稿》指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斗爭乃是哲學發展的規律”。《講稿》又根據日丹諾夫哲學史定義指出,“哲學的歷史主要是唯物主義的歷史”。[147]為什么如此?《講稿》認為,“從歷史上看,唯物主義基本上都是沿著進步的道路發展的,它代表著社會進步思想的發展;而唯心主義則是在基本上代表著反動勢力,代表社會思想倒退的反動勢力的”。[148]關于唯心主義,《講稿》認為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只不過是作為唯物主義的斗爭對象而存在。《講稿》根據列寧關于唯心主義是“不結果實的花”的比喻指出:“唯心主義就是這種不能夠結果實的花,是毫無意義的。唯心主義從來都是否認人們認識的正確性,否認人們的認識是可靠的。唯心主義不是武裝人們的認識,而是完結人們的認識,瓦解科學思想。”[149]《講稿》認為,之所以不能把唯心主義排除出哲學史,是因為哲學史是唯物論與唯心論的斗爭史,排除了它“就不可能理解唯物主義”了。[150]《講稿》的這些極端片面的看法,把日丹諾夫講話所包含的荒謬徹底展示出來了。這些看法在很長時間內被認作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認識,支配著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吉謝遼夫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哲學史界是有影響的。1957年北京大學出版的《哲學史簡編》和北京大學哲學系編寫的《中國哲學史講授提綱》都提到了他的《哲學史》、《哲學史簡編》。[151]

關于哲學史研究的任務,《講稿》指出,簡單地說,“就是吸收歷史上的哲學思想的一切經驗為共產主義事業服務”,具體有以下幾點:第一是獲得世界各國人民哲學思想發展的完整的、客觀的、真實的圖景。第二是用“人類理論思維的經驗來武裝先進的知識分子”。第三是“證明過去的哲學思想的發展,從歷史上準備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產生”。這是我們所說的目的論史觀的典型表述,即哲學史的發展是為了產生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一觀點是十分片面的,包含諸多問題。第四是證明唯物世界觀的優越性。第五、第六是揭露資產階級思想的“偽造”行為和“模仿”行為。第七是表明唯物主義的“創造性發展過程”。[152]

《古代哲學講稿》用較長的篇幅講解古代中國哲學。《講稿》認為中國從公元前6世紀就出現了比古埃及、巴比倫、印度更為豐富的唯物主義思想,形成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個派別。老子哲學是唯物主義的氣一元論,他把萬物的本原看作氣;他的道提出了關于客觀規律的猜測;他也提出了樸素辯證法的思想。但他在政治上主張調和矛盾,取消斗爭,幻想恢復原始的生活方式,“表現出在奴隸占有條件下代表小生產者的民主派,是沒有力量改變社會制度的”。[153]“老子的學說遭到了唯心主義學派的歪曲”,應該把被唯心主義歪曲的道家學說與老子的唯物主義思想區別開來。[154]

把老子作為唯物主義,把莊子哲學作為對老子哲學的唯心主義歪曲,是1957年以前中國哲學史界較為普遍的看法,在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底發展》中已經出現,蘇聯專家的觀點無疑加強了中國哲學史界的這一看法。不同之處是馮友蘭以孔子為中國哲學史的開端,吉謝遼夫則以老子為開端。馮友蘭對于儒家一貫持贊賞的態度,以孔子為哲學史的開端是他過去見解的慣性延續;蘇聯專家以老子為開端,則是要給中國哲學史一個唯物主義的開端。他們這么做,除了對于哲學史的客觀看法之外,可能也是為了表現出對中國的友好和對中國文化歷史的敬意。這種敬意表現為盡量把中國哲學史上的人物往當時人們認為正確的、有價值的唯物主義方面靠。在對中國哲學和中國歷史表示溫情和敬意方面,馮友蘭等人與蘇聯專家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蘇聯專家是要表示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態度;馮友蘭等中國哲學家和哲學史家則更多地是要表現這門學科的意義和學者存在的價值。在唯心主義沒有價值的前提下,如果中國哲學史全是唯心主義史,那它還有研究的必要嗎?根據下文將要提及的鄭昕的“開放唯心主義”可知,有相當長的時間,哲學系是不講唯心主義哲學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主張唯心主義自不待言,就是研究它,也被認為是毫無價值的。既然如此,研究者的存在,他們的人生還有什么意義?馮友蘭等學者以及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在此后常常面臨這一困境。由于雙方都保持著對于中國歷史的溫情和敬意,所以,在雙方的筆下,在中國哲學史上,唯物主義哲學家就比唯心主義哲學家要多,他們都整理出了唯物唯心斗爭史的線索,以免顯得中國哲學史只是唯心主義的發展史,一無是處。在當時看來,肯定中國的唯物主義傳統,既是與胡適進行斗爭的一個方面,又是歷史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在現代的繼續。

《講稿》認為,孔子主張天命,是唯心主義者,其思想“反映那些還保持著貴族生活方式的殘余的奴隸主階層的利益的觀點”。繼承老子的是唯物主義,繼承孔子的是唯心主義,老子和孔子是中國古代兩個對立的陣營。孟子繼承了孔子。《講稿》沒有把墨子和后期墨家分開,認為“墨子的思辨方法是對孔子學說的一個沉重打擊”。這是“沉重打擊”一詞首次出現于中國哲學史研究著作,此后成為一個常用詞匯。這也是哲學史研究成為“戰線”的一個結果。《講稿》認為,楊朱是繼承老子學說的“戰斗的唯物主義者”,楊朱的觀點反映了“社會上遭受貧寒、破產、喪失了生產資料的人們的利益”。荀子學習孔子而又轉向唯物主義,他的學說“反映了那些要求建立中央集權制國家的新興封建主的利益”;韓非是另一位唯物主義者,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封建主剝削階級的利益”。韓非既是唯物主義者,又代表剝削階級的利益,這該如何解釋?《講稿》提出兩點說明:一、韓非在歷史觀上是唯心主義的,二、“法家學說反映了統治階級上層的利益。當時新興的封建統治者是要把社會推向前進的。因此,在當時他的哲學思想是有進步意義的”。[155]《講稿》肯定,王充是“戰斗的唯物主義者”。《講稿》指出,“中國古代哲學史也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斗爭的歷史,是以老子為代表的唯物主義學派和以孔子為代表的唯心主義學派斗爭的歷史。王充學說是老子唯物主義的發展的最高峰”;“中國古代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代表同一統治階級當中的不同階層的利益的哲學思想。唯心主義代表統治階層中的反動階層,而唯物主義則代表著統治階層中的進步階層。中國古代唯物主義并不是代表奴隸的利益的哲學”。[156]從把王充作為古代哲學的終點來看,《講稿》是把魏晉作為封建社會的開端的。

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哲學,《講稿》非常簡略,許多重要人物都沒有提到。不過,作者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和西歐一樣,“主要是宗教唯心主義思想”,具體有儒教、道教和佛教。儒教“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宣揚勞動人民要安分守己,論證階級劃分和階級壓迫的永恒性。它把封建官僚派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它是封建反動勢力的旗幟”。[157]“儒教,作為統治思想,在中國的精神生活中與唯物主義傳統展開了斗爭。在公元11~12世紀,為了與中國古代唯物主義勢力作斗爭,為了論證已經在中國發展起來的封建社會制度,儒教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觀點體系,這樣就產生了新儒教。”[158]關于代表人物,《講稿》列舉出朱熹、王陽明及其對立面李贄、戴震。《講稿》把中國封建社會放得很靠后,提出儒家為宗教學,都是以與西歐哲學史的對比為基礎的,并不完全適合中國哲學。不過,儒教說似乎也產生了影響。儒學是不是宗教,后來成為中國古代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討論問題。

20世紀50年代,中國學者還參與了蘇聯的《哲學史》著作的編寫。《哲學史》是蘇聯學術界意在突破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的著作。關于這部著作,蘇聯通訊院士M.T·約夫楚克在《關于〈哲學史〉一書中東方哲學史若干問題的說明》中說道:[159]

在《哲學史》中,我們想探究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在它們相互斗爭中的歷史發展,探究某些哲學學說的進化。……《哲學史》(包括東方哲學史部分在內)的作者們并不限于闡明哲學家哲學思想發展的這種極為重要的內部規律性,如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斗爭(然而,這一點并不能概括凈盡哲學發展過程的全部復雜性和內部矛盾性)。[160]他們也力圖表明唯心主義內部歷史地存在過的矛盾。特別是講到中國哲學史的時候,作者們(中國學者侯外廬、馮友蘭和胡繩)力圖辨明孔子學說的矛盾和公元前4世紀就已開始的圍繞孔子學說所進行的斗爭;他們表明,孔子學說的一些后繼者使他們的思想陷入神秘主義一個方面,為統治階級反動勢力的利益服務。……《哲學史》的作者和編者們堅持這樣一種意見:假如把公元前幾百年時的孔子學說看做是一種全盤反動的學說,那就把問題簡單化了;他們表明,孔子學說之變為反動的宗教倫理學說,乃是在后來發生的,那時已是封建主義時代了。

唯心主義的哲學歷史觀過去都把東方哲學看作是宗教直觀的、停滯的、沒有矛盾和發展的;仿佛只限于宗教和倫理學,不包括認識論、自然哲學等。《哲學史》的作者反對這一觀點,他們指出:“這些國家思想家自己的哲學學說決不僅僅限于宗教和倫理的范圍內,而是深刻地、獨特地并且就當時來說非常正確地解決了本體論、認識論、邏輯學的問題,而且也在社會方面發表過有趣的思想。”作者說明了《哲學史》關于中國哲學史的一些結論,肯定了任繼愈的一個重要論點,即17世紀中國哲學唯物主義達到了一個新的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反對宗教的理論聯系實際的階段,這種唯物主義又不是17世紀左右在歐洲產生的以機械的自然科學為依據的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哲學史》中國哲學部分是以侯外廬以及其他同志為《蘇聯大百科全書》第21卷所寫的文章為基礎的。關于歷史的分期問題,《哲學史》原則上同意任繼愈的中國封建社會開始于公元前2世紀的觀點。關于孔子學說的評價問題,基本上是采用郭沫若的結論。(www.itpjc.com)

《哲學史》簡略地談到了中國古代各種學說的演進過程,指出反動的漢學家胡適和西方哲學家都把中國的唯物主義描述為有害的、沒有給人類思想增加任何新東西的學說。經過中國同志們的努力,“唯物主義才被看作是最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和最富有成果的哲學思想派別。《哲學史》指出,在中國哲學史上起到最進步歷史作用的,是一些唯物主義世界觀的代表,如:早期的道家、荀子以及墨家學派中唯物主義路線的擁護者、封建主義初期哲學的王充和范縝、哲學上所謂正統派的周敦頤和張載、十七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啟蒙家,特別是王夫之和戴震”。《哲學史》的作者表明,中國唯物主義是和自然科學知識緊密結合在一起,由于先進的社會力量的需要而產生的。中國哲學史部分的中國作者和東方其他民族哲學史的蘇聯作者一道得出具有充分證據的結論。“東方思想從古代就研究認識論和邏輯的問題的,更不要說自然哲學對本體問題的解決了”;中國哲學史家證明,早在公元前5~前4世紀,墨子學派就研究了認識問題和邏輯問題。《哲學史》對《道德經》的評價,比從前做得更為正確了。《哲學史》反對把這部著述說成是客觀唯心主義的著作,表明它包含了對于宗教的批判,提出了“道”的普遍規律的概念,道是不依賴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哲學史》作者指出,《道德經》一書充滿了自發的辯證法觀點。這些是吸收蘇聯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者楊興順的觀點。約夫楚克指出,中國同志是用非常謙虛的口吻為《哲學史》撰寫中國哲學部分的,這與中國哲學在人類哲學思想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完全符合。中國哲學史在《哲學史》中只占三個印張,關于中國邏輯史,都沒有涉及,希望隨著研究的進展以后能夠補充進來。

(二)蘇聯漢學家的影響

《哲學研究》介紹了蘇聯的中國哲學研究,[161]云蘇聯《國際生活》雜志1955年第8期發表了格·葉菲莫夫的論文,論述了蘇聯關于漢學的研究,特別是關于老子和王充的研究。葉菲莫夫批評了資產階級學者認為中國不存在本來意義的哲學的謬論,指出楊興順在《古代中國的哲學家老子及其學說》中已經證明,“中國還在久遠的古代就已經產生了關于世界的唯物主義的概念”,《易經》、《陰符經》等都闡明了這一概念。唯物主義在大約公元前6世紀老子的《道德經》中獲得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并形成完整的哲學體系。“老子的學說是作為以后時期中國的唯物主義的發展的一個基礎”,“中國的唯心主義者,特別是孔教徒,企圖曲解古代關于道的學說,把它變成主觀唯心論的原則”。中國的唯物主義者與之進行斗爭,并把《道德經》的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推向前進。因此,楊興順在其書中寫道:中國的哲學史,一如其他各國的哲學史一樣,首先是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發生與發展和唯物主義向唯心主義斗爭的歷史;阿·阿·彼得洛夫關于古代中國哲學唯物主義者王充的著作,說明“王充的學說是中國古代唯物主義的最高發展……王充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的斗爭為中國后代的唯物主義者開辟了道路”。

楊興順指出,中國具有悠久的唯物主義傳統。老子是唯物主義的開創者,孔子是中國唯心主義傳統的開創者。中國古代奴隸制到漢代結束,魏晉到鴉片戰爭時期為封建社會。“中國古代唯物主義是在反對神秘主義和唯心主義、爭取歷史進步的斗爭過程中產生和鞏固的。它是從初級不斷向高級階段發展的。公元前一千年的初期產生了不完整的、關于五種基本元素、氣的物質實體、陰陽二氣的自發唯物主義思想。后來,這些思想都被統一在關于一般規律的‘道’的概念中,并構成一套嚴整的哲學系統。最后,墨翟的繼承者——后期墨家又從樸素唯物主義觀點研究了邏輯學和認識論,荀子和韓非子的學說用關于人在反對自然界和社會上自發勢力的斗爭中的積極作用的思想豐富了唯物主義。王充的學說是中國古代唯物主義發展的高峰”。[162]魏晉時期的唯物主義者有裴、鮑敬言、范縝,唐朝時期有呂才。韓愈及其弟子在反對佛教的斗爭中提出了具有唯物主義性質的觀點,反對佛教勝利以后,他們又放棄了這些觀點,滾到了唯心主義一邊。張載代表了新儒教中的唯物主義傾向,二程兄弟代表了唯心主義傾向。張載在對事物辯證發展的猜測中得出了形而上學的調和論結論。朱熹企圖調和新儒教中的兩種傾向,最后卻站到了唯心主義立場上去了,他的正統哲學受到了來自葉適、陳亮的左的方面的進攻和來自陸九淵、王陽明的右的方面的進攻。王陽明建立了很大的學派,影響了中國封建社會幾百年。王陽明的弟子中出現了不少反對王陽明的進步哲學家,其中最出色的是李贄。從16世紀起,中國社會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了富商、土地集中,封建主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尖銳化,由于滿族和日本軍閥的入侵,民族矛盾加深。從17世紀開始,“中國社會上進步活動家反對朱熹和王陽明的思想學術斗爭大規模地展開了”,站在前列的是王船山、黃宗羲、顧亭林。18世紀,當清朝的統治穩固以后,偉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戴震開始反對正統派的思想。“中國中世紀的唯物主義的發展基本上經過了三個斗爭階段。在3~9世紀這一時期,唯物主義的炮火主要是反對佛教的神秘論。10~16世紀的唯物主義為反對當時的封建反動派的主要思想武器的新儒教唯心主義而進行了堅決的斗爭。17~18世紀,唯物主義者思想斗爭和社會上進步力量反對中國人民內外敵人的政治斗爭匯合起來了。后來,1839年至1842年與英國的鴉片戰爭以后開始的這一新時期,即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國家時期,中國唯物主義傳統繼續得到了發展。19世紀末譚嗣同的唯物主義學說是當時維新運動的左翼的思想基礎。后來,在唯物主義的旗幟下,出現了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民主派。唯物主義傳統近百年來是中國為社會和民族解放而進行斗爭的進步力量和強大的思想武器,并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準備了思想前提。工人階級和他的先鋒部隊——共產黨是過去最優秀的唯物主義傳統的合法繼承者。這些傳統至今還是正在順利地根據社會主義原則改造自己生活的偉大的中國人民的精神力量的泉源之一”。[163]

關于老子哲學,楊興順認為,道的學說是唯物主義的。“‘道’不僅意味著客觀世界的自然法則,而且還意味著萬物的物質實體。……法則(道)及其物質實體,乃是不可分離地存在著”;“關于法則與物質間的關系問題,老子認為:具有頭等意義的是法則而不是物質。由此可見,老子關于‘道’的唯物主義學說帶有不徹底性。在這學說中還含有許多唯心主義因素”。[164]馮友蘭在《新建設》答讀者問關于老子為唯物主義的問答中提到了楊興順,說自己沒有看到楊興順的文章,但也主張老子是唯物主義者。[165]

1956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蘇聯阿·阿·彼得洛夫學者的《王充——中國古代的唯物主義和啟蒙思想家》。[166]該書分為三章,第一章為王充思想作了一個定位:“中國古代的唯物主義者和啟蒙思想家”。第二章是關于《論衡》的研究。作者認為“《論衡》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前漢的唯心的儒家思想,奠定新世界觀的基礎,這個新世界觀的主要原則便是承認世界的物質性。《論衡》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哲學——政論作品,其中作者徹底地批判了當時統治階級的思想基礎”;“《論衡》不僅是一部中國的,而且是一部世界的哲學、政論的卓越作品”。[167]該著認為,王充的思想是針對前漢的唯心主義思想,即“正統的儒家哲學和圖讖”,尤其是董仲舒哲學的。[168]這一點非常值得注意,兩軍對壘的斗爭史觀把王充與董仲舒作為一個對子,把王充說成是“戰斗的唯物主義”的觀點可能來源于此。關于王充思想部分,該書論述了王充關于世界的唯物主義思想,關于自然、人的思想,以及生死問題、認識論、政治觀和歷史觀等;后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模式大致與此相同。在結論部分,彼得洛夫特別強調王充的“自然”的意義。

楊興順的序言強調了彼得洛夫此書作為革命的一個環節的意義。宋代唯心主義者王伯厚、高孫似攻擊王充,朱熹不提王充,國民黨蒙昧派抹殺這位杰出的唯物主義自由思想家,如胡適把王充和后期道家唯心主義混為一談。德國唯心主義漢學家福爾克在其《中國中世紀哲學史》中同樣貶低這位偉大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的意義,把他定為懷疑論者,認為在歷史上沒有留下什么痕跡。德國另一位唯心主義漢學家威廉認為王充對于神秘主義和唯心論的批判沒有通情達理的部分。“捍衛神秘主義和唯心主義、保護新儒教、道教和佛教的蒙昧主義,使之不受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的抨擊,這便是一切反動資產階級漢學家的真正目的”;“這本書,以科學論證所具有的全部說服力,證明了王充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在中國哲學史中所起的作用。這本書給予形形色色的中國哲學史的偽造者以迎頭痛擊”。[169]

關于蘇聯專家的影響,馮友蘭晚年回憶指出:

解放以后,提倡向蘇聯學習。我也向蘇聯的“學術權威”學習。看他們是怎樣研究西方哲學史的。學到的方法是,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作為條條框框、生搬硬套。就這樣對對付付,總算是寫了一部分《中國哲學史新編》。……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認識的。學術上的結論是要靠自己研究的得來的。一個學術工作者所寫的應該就是他自己所想的,不是從什么地方抄來的,不是依傍什么東西摹畫來的。[170]

任繼愈也回憶和反思了當時向蘇聯專家學習的情況。他說:

蘇聯也派了不少專家來我國,學制也進行了改革。他們的教材、教學方法,學校組織機構介紹過來,我們一起接受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先后來過幾位蘇聯專家。我們今天40歲以上的教師大都聽過蘇聯專家講課。蘇聯那時還沒有系統的中國哲學史教材,而西方哲學史教材卻系統地介紹到我國來了,并發生了廣泛的影響。我們可以讀到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也有了輔導、解釋這些著作的一些書籍。但是,也不能不指出,蘇聯的學風也給中國的學術界、哲學界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

第一,蘇聯對歐美的傳統哲學有偏見,特別是蘇聯衛國戰爭后,對德國古典哲學有偏見,因而不能客觀地對待,不那么實事求是。

第二,蘇聯教學中只講正面的,不講反面的,參考書也只限于正面的,導致學生思想簡單化,只講唯物主義,少講唯心主義,甚至不講唯心主義。用這樣的方法,講馬克思主義已經不行,講哲學史就更加不行。

第三,蘇聯學術界的習慣,只允許有一種說法。遇到學術界有爭論的問題,由政治局派人來作出結論,學術界按照結論來執行。最明顯的例子如日丹諾夫在西方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成了研究哲學史的唯一指導方針,不允許討論商榷。這是用行政的手段來解決學術問題,把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來對待,對科學發展有害無益。而這些消極影響,也波及中國的學術界。[171]

客觀地說,應該把以日丹諾夫為代表的蘇聯的哲學史研究和蘇聯漢學家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區別開來。蘇聯漢學家和1949年初中國的中國哲學研究者在對待中國哲學史方面,有共同點,他們都抱有對中國哲學的溫情和敬意。研究的對象能夠折射研究者的存在的價值,所以他們都有不愿過分貶低和批判中國哲學史的隱秘心理。此外,蘇聯漢學家研究中國哲學史是研究一個友好國家的哲學史,對于兄弟國家的友誼和外交方面的問題似乎也促使他們的研究向溫情方面傾斜。事實上,1949年后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哲學史研究所存在的問題,并不直接地和完全地來源于蘇聯漢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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